后来，陈广良从多个方面暗暗地探听调查，证实公司里确有此事。行政办公室人员口粮确实高于一线出体力的劳动群体。
国家明文规定，工作在一线的体力劳动者，每月口粮标准高于行政人员三斤。可在一建公司里却是是相反的！
陈广良在一次座谈会上，就这个问题给领导们提了几条意见。
公司孙书记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通过深入调查核实后，批评并处分了胡百行等有关负责人，立刻落实了工友们应有的福利待遇。
好景不长，在一天夜里，大家在宿舍里睡得正香，一辆小车开到二分公司宿舍门外。下来几个人，大呼小叫地叫出陈广良，说是领导有事找他。
陈广良就这样跟着那几个人上了车。
其实根本不是有领导找他，而是被某些人打击报复，戴上了莫须有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陈广良上车后着急地问：“有什么紧急情况吗？”车上人并不说话，而是直接把陈广良送到丹东市劳动教导队。
劳动教导队里，生活设施差不说，伙食标准也非常的低。卫生状况差的就更不用说了，到了劳动教导队时间不久，就出现集体感染中毒性菌痢的事件。二十几个人抢茅坑都抢不过来。身体虚弱又吃不进去东西的，频繁的拉了几天后就彻底的躺下了，甚至丢了性命。
发烧、血便使人浑身无力，没有食欲。陈光良每天咬牙强行吞下粗茶淡饭。他告诉自己不能把命丢在这里，家里还有妻儿老小呢。
他不停地写申诉状交给管教，但每次都被管教训斥道：“右派分子，还想翻案。”随手将诉状材料丢置一边不予理会。
同时感染箘痢的工友，每天都有被抬了出去的。劳动教导队的领导这才紧张起来，将剩下的二十几个人，转到了丹东市二院接受治疗。
陈广良转到二院躺在病床上，看到随来的管教和以前的管教有些不一样，并不对他们吆五喝六的。他试探着托他递交上自己的申诉材料，这位善良的管教将诉状立刻交给了劳动教导队的李队长。
李队长仔细地看了陈光良的诉状，来到陈广良病床前，说：“你这明显是被某些人打击报复了。为工友的应得利益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算什么罪名呢？你说你这个右派当的冤不冤？就你这身份，解放军，志愿军，可以说是老革命了，竟然也有人对你下黑手，还因为这个病差点丢了性命。
把你家人地址给我，我替你给她以一建公司的名义发个电报。让你妻子来拿上你的诉状往上告，向上反应，为您喊冤。我不信没有公理。回头我再把你的申诉转给一建公司孙书记一份。”
听了陈广良的遭遇，仝兰芝握着丈夫的手攥的更紧了，她摇着头说：“你真是本性难改。”
以后的几天，仝兰芝拿上丈夫写的申诉状，先找到教导队的李队长。在李队长的指点下，仝兰芝来到丹东一建总公司，找到公司党委孙书记。
孙书记收下诉状，让仝兰芝在医院好好照顾陈广良，等他的消息。
十多天以后，陈广良的身体在医护人员和妻子的细心照料下，渐渐的基本恢复了正常。
一天早上，仝兰芝正在照顾丈夫吃早饭。
丹东一建公司领导派人提着水果来到陈广良病床前，转达了公司诚挚的慰问。并正式地宣读了关于撤销对陈广良同志右派分子的错误的处理决定，从即日起，恢复陈广良同志的名誉，恢复原职。特别还提到分配给陈广良同志一套住房，欢迎把家属也调来丹东，夫妻二人一起建设边疆。
陈广良听来人宣读完毕，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面无表情的凝视着病房的一角，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期待看到的那种欣喜若狂。
为打破僵局，仝兰芝面带笑容地向公司领导和来人表示了感谢，冤情得到昭雪，是当下最大的好事。
陈广良闷声怼妻子说：“本来就是胡百行他们不对，事情败露后打击报复我，把我偷偷地送进劳动教导队，害的我差点命都丢了，谢什么谢？”
那两个人看陈广良还满腹怨气，难为地手在胸前搓来搓去，抱歉地安慰着陈广良。
仝兰芝送他们离开病房时，不好意思地对那两个人说：“俺们家那人不是冲你们的，还请你们多多谅解。”
那两个人说：“大姐，我们能理解，陈队长受了冤屈，遭了那么大罪，放到谁身上都气不过。”
陈广良恢复名誉后心情一下敞亮了，浑身都感觉到了轻松，并很快办理了出院手续。
出院后，他与仝兰芝来到教饭队找到李队长，深深地表达了感谢之情。
李队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说：“一建的上层领导还是能主持公道的，特别是孙书记，还给你争取了一套住房，回到单位后好好干，二分公司的弟兄都还等着你呢。记住，轻易不要得罪小人。”
陈广良却愤愤地说：“那个伤心之地我是不会再回去了。”
不论好心的李队长如何劝阻，也不顾妻子的苦苦劝说，陈广良绝然地拉着妻子来到丹东火车站，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陈广良就这样，把复转军人证、档案一起永远地留在了丹东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