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下东、西两路总管担心敌各地勤王军入京，给我们攻克大都造成困难，吾以为敌勤王军未必能及时赶到，即便能云集大都，但对我们来说却是难得的战机！”江钲言道。
“下官也知将敌聚歼于大都，对我们日后出击草原，深入漠北作战极为有利。但是我们能否一口吃下几十万的敌军，下官对此并不乐观，还请江副使解惑！”韩振拱手道。
“诸位发现没有，当下蒙元面临的局势是否与当年女真南下二攻开封时，我朝备战的措施相似呢……”江钲虽然不擅长领兵，但出身世家，对过往战事深有研究，可以说是当下大宋军事理论上第一人。
按其所言，当时女真二次南下攻开封与第一次汴京之围时的情况差不多，北宋朝廷在面对金人铁蹄再次南下时，同样诏令全国各地”守臣自将，倍道并行，星夜前来，殄灭虏寇“。尤其是在发现金人已经抵达开封城下后，更是以“军士复补官资，百姓免五年租赋”的优渥条件，号召全国军民勤王。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第一次汴京之围时，为解京师之困，宋廷同样下旨诏令各地出兵勤王，据载此次勤王行动中，全国被动员起来的勤王军队至少在五十万以上。面对刚刚灭亡辽国、凶名在外的女真骑兵，北宋君臣试图以庞大的体量迫使对手退却。
此策对于兵事不振的北宋而言，似乎是一种稳妥的选择。然而，这种尽起国中之兵的做法带来的后遗症也相当明显，除了河北路距离京畿较近外，其余诸路的勤王军距离汴京路途遥远，一路上的补给极为困难。
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机时刻，北宋朝廷一方面建议勤王军自备粮草武器等辎重，另一面也严令各地官员要保障勤王部队后勤。但这种起于仓促间的命令只能是“意识流”的指挥，就跟军队败退时大喊“都给我顶住”妄图阻止逃跑一样，毫无指导效果。
其结果是，各地粮饷物资调配困难重重，矛盾不断。如西北种家军，这支久历战火的精锐之师奉王命星夜兼程而来，在第一次汴京之围解除后，在宿将种师中的率领下，前往太原邀击金国宗翰部，然而，这样一支有着重要使命的军队，却因为补给不至“乏食三日”，每日仅能以一勺豆子充饥。
最后，粮饷断绝、孤军深入的种师中部士气崩溃，他本人率领亲军与敌接战，身披数创战死。要知道，种师中的哥哥种师道当时被任命为河北河东宣抚使，理论上是负责抗金调度的核心，都说朝中有人好做事，连种师中都不免兵败身死，其他勤王军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这倒并不是说当时的地方官员对于勤王一事丝毫不上心，恰恰相反，第一次汴京之围时，汴京并未被完全围困，朝廷政令基本通畅，因为办事不力被免职罢官的官员不少。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当时宋朝地方的储备，想要负担这些勤王军的军事给养，有时并不容易。
可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政府，并没有供给这样一支庞大部队的能力，一旦超过其承载极限的勤王军队同时到达，那么引起的负面后果不堪设想。更吊诡的情况是，宋廷在勤王诏令中鼓励强盗、流寇们勤王免罪，以至于声势浩大的勤王军鱼龙混杂，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关闭城门拒绝勤王军进城休整，在这种情况，这些军队的补给状况就更加难以保证了。
诚然，在理论上，宋廷通过系统规划勤王军行进路线，避免大军在地方过分集结扎堆，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军队缺衣少粮的情况的。可这毕竟只是理论，这种精细的调度，并不是一个科技落后，无法实现即时通信的时代可以做到的，更不要说这种近乎微操的调度……
“闻江副使一席话，吾明白了陛下暂缓进攻的深意！”韩振突然恍然似的道，“蒙元过去依靠江南的税赋供养塞外草原，在我朝收复江南和两淮后，蒙元产粮地只有河北、山东和河南及陕甘、河套等产粮地，但所得赋税只能勉强维持朝廷所需，难以如以往供给塞外。”
“此次我朝二次北伐是在九月，正是秋收刚过，而税粮尚在征缴赋，并未入库之时。我军却迅速攻取了山东、河南及河北大部，蒙元朝廷并未能收到今年的秋粮。可北地多是耕地只有一季所获，如此等于其没有收到一年的税粮，只能依靠往年的存粮。”
“按照历朝惯例，京师往往要存两年所需的粮食，供养百万人口。而今蒙元朝廷失去大半所获，只能从陕甘之地调粮，但路途遥远难解近渴。而山西战事已起，收复了十数座州城，同样难以供应大量的粮草。而入卫京师的蒙元勤王军越多，大都存粮消耗越快，不消一年便无粮可食，彼时也就是我朝收复大都之时！”韩振看向陛下的目光充满敬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