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驾在城中休整两日后，东、西两路各军主官和地方主政官员陆续赶到邯郸参加会议，总结上一阶段作战和施政经验，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赵昺或分别召见，或集体接见，先行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以备有针对性的研讨下一步的方案。
在会谈中，赵昺听到最多的是将领们对自己下令转入休整的不解，他们以为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应该一鼓作气北进，直逼大都城下，却非是放弃得来不易的胜利停止不前。乍一听来他们所言听着也并非没有道理，总归为三个方面：
一者，当前元军兵败如山倒，失去低落，往往是炮声一响便弃城而逃，正是收复失地的良机；二者，若是长期休整，蒙元方面得以喘息，调集兵力，重整军备，对于下一步的作战将造成很多困难；三者，而今已经是十一月，马上就要进入最为北方最为寒冷的时节，而我军多为江南人，不适应寒地作战，不利于再战。
赵昺对他们的意见十分理解，而在下达休整命令之初，也有将领上书请求缩短休整时间，尽快展开下一步作战，趁敌援军未至尽快到达大都，攻克城池。他明白众将担心的是蒙元漠北的草原军，那里不仅是蒙古帝国的发源地也拥有大量战斗力强的核心部队。
根据收集的情报显示，驻守漠北的元军包括哈喇赤军二十余个千户，及亲军前卫都指挥司的阿速军并其余诸卫军马，蒙古军各万户。以及安西王、汪古部驸马、赤乞列思驸马在内的诸王驸马所部。
朝中只要参加过江南之战的朝臣皆知蒙元驻扎漠北的军队不但数量很多，而且都是元军中的精锐部队，其素质远远超过驻扎在华北和华南的卫军和万户军。当年作战时凡有他们参战，宋军几乎是溃不成军，且他们极为凶残，动辄屠城，这也给许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因此避免当下与蒙元的漠北铁骑野战，其实才是众将们想取消休整的真正原因。赵昺对此却并不以为然，他知道历史上许多人认为野蛮民族的文明化，于东亚大陆背景下即所谓汉化，往往被视作战斗力丧失的根源。
且后世还有各种文学作品总喜欢说什么，推崇狼的野性，说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了，狼性就没了，仿佛汉化就是战斗力衰减器。但他知道这只是片面的看问题，历史上的在西方世界，著名的“上帝之鞭”匈人也是一直保持着他们的野蛮生活方式和拒绝罗马化，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使得匈人快速腐朽。
这无疑说明野蛮人也有他们穷奢极欲的方式。于是当阿提拉大王暴亡之后，名不见经传的格皮德人迅速在聂道河之战中，将匈人的霸权打得粉身碎骨，随后阿提拉的儿子袭击东罗马帝国，又被悬首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头。
反倒是在匈人帝国彻底消亡后，投奔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匈人，被帝国当做职业重骑兵使用。虽然在生活习惯上高度罗马化，但由于以小族生活于拜占庭境内而不具备特权，必须以武勇来换取生存的资本，却让其武德快速恢复，甚至超越了匈人帝国时代。
即便是历史上的元末时期，虽然与当下还有几十年，但彼时在蒙古草原尚有蒙古牧民二百万，仍是元朝重要的兵源。然而这些根本没被汉化侵染的蒙古战士，面对持着木棍和竹枪的红巾军却不堪一击，甚至能发生沙河之战这样，号称多达三十万的大军因为一场炸营就报销掉的囧状。
相比而言，反倒是同为游牧民族起家的清王朝对于这个窘境，解决得好一些。从康熙朝末年开始，清朝就大量征发黑龙江、外东北的索伦兵、锡伯兵作为兵源，补充满洲八旗兵额，这些贫困质朴的莽原武士受到训练后，能发挥出较强的战斗力。
这些莽原武士成为清王朝本族武力维持时间相对较长的关键，因此也就有人以为正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汉化，从而导致八旗军丧失了野性，失去了开国时的悍勇，成为了腐化堕落的代名词，也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但赵昺以为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没到中原花花世界享受过，就能保持战斗力，不会出现锐减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