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
赵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各阶层相互间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而这方面其实也是他想发扬和继承的，以此来推动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固化，忘记了初心，反而成了进步的绊脚石。
再有就是宋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世俗化，士人们受到经世理念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士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当然这种情怀放在现代也不过时，赵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们能够对皇帝表示应有的尊重，不能事事关心，甚至连生孩子的事儿都不想放过。
不过赵昺明白月盈而亏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宋朝的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他也不否认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可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赵昺的革新面对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遗产。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
赵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之时，这种制度也许尚能勉力维持，消极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盖，皇帝和大臣们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赏这盛世繁华。可在面临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亡国也就在所难免。
面对这个烂摊子，赵昺一直在寻求变革，尤其是收复江南后这种念头更加强烈，但是阻力重重，仅其要修订律法，以便实施以法治国。虽然老师应节严从中极力推动，但两年时间进展极为缓慢，底下的官员也以各种借口拖延推责，种种的不配合。
那时赵昺就决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他不敢动作，免得再因此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平衡。所以两年后，在局势稍微缓和的情况，他断然发起北伐，对蒙元进行打击，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威胁大宋，从而为自己推进革新争取时间。
打仗讲究‘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而赵昺也知道革新必须从上而下进行，首先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自己当然不能动，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朝的宰执们，这些人作为士人阶层的风向标，士大夫们的领袖，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做买卖要讨价还价，这时候自然也需要相互妥协，赵昺现在摸清了对方的底价，恢复三省其实就是让权，让士大夫们得利，把他们先拉到一条船上。但他的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其中必须要夹带些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