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职业军从本质上，与府兵及乡兵是完全不同的。汉代的征兵制与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动员地方豪强为基础，来间接动员地方军事资源的。汉代的这些乡兵虽不是豪强的私家军，但本身属于地方上的自组织武装自卫团体，而从中协调、组织的便是这些地方豪强。
由于乡里、宗族规矩所给予的约束，这些地方上的自卫武装往往会听从地方豪强的指挥，而且自给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溃之际，这些新建立的职业军队伍，却不会受到乡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同时地方财政也难以支付赡养大量职业军所需的军费。
正是因为职业军制度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镇频繁反抗节帅；而在中和动乱潮以后，中央政府无力再给予这些藩镇财政补贴之时，这些藩镇就纷纷独立，与唐廷划清界限。职业军固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训练，但他们与指挥官之间的联系却更加薄弱。
军队能否良好发挥战斗力，更加依赖于平日的训练以及指挥官的指挥艺术。而且在宋代以后职业军隶属于国家，却又往往因为监察困难而导致军队的腐败化，唐末神策军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军的腐败化均是很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基层军官的整体素质也有一定的退化。由于征兵制与府兵制的特征，在唐以前各级指挥官常常与豪族相挂钩，但在职业军制度出现以后，指挥官与豪族出现了脱钩。这一点从制度上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却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平民出身的军人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宋代以后在民间兴起的私学多由地方大族创办，许多也是为宗族服务的宗族学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本来，若是这些大族子弟愿意进入军事系统，军官的化素养尚能保证，但这里却牵涉了另一个问题即武分途的问题。
武分途其实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效率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在秦汉以后，长期维持一统，而偌大的疆域所发生的各类事项最终需要经过筛选汇集至中央，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着更高的政务处理效率。这也就催生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组织的部门化。
唐代立朝之时，进一步继承魏晋时期的效率化改革，正是确立三省六部制。官僚群体方面，虽在阶官上有阶、武阶之分，但却没有严格的转换限制，直到北宋前期官僚依然存在着“出将入相”的可能性：官僚外出则任将、在朝则处理政务，“出将入相”本身就是官僚群体在职务上尚未划分出官与武官两途的最佳证明。但职务分化不明确，却阻碍了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与军事系统中效率的提高。
现代生产理论强调分工，是因为分工确实能够提高效率，官专职政事、武官专职军事，在理论上来说确实更加有效率。而唐宋时期的中央政府，较之前代与后代而言，更加需要效率化改革。这是因为唐宋之际，中央政府的行政幅度过大，导致政务过于繁杂。
在这种压力下，三省六部制开始向政务处理效率更高的中书门下制转型。其结果之一就是武分途趋势的发展。直到宋仁宗统治时期，负责处置西夏军事事务范仲淹以拒换武阶为起点，武官僚的职业正式出现分化，极少再彼此转换。
不仅如此，在宋代之时，官僚与军人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分隔，即军人隶属军籍，而官僚归属于官僚体系。臣对于武臣有时居高临下，但包括武官员在内的整个官僚群体，对于军人群体却存在着更为严重的歧视。当时范仲淹等在西北发现的将才狄青，便是因为隶属于军籍，而非是官僚系统中的武官而遭到排挤，难以在枢密院立足。
因为这些问题，大量人才更愿意经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之中，最多是在武臣迁转系统中流转，而对于投军一事并不热衷。与此同时，军事指挥又需要有一定的才能与天赋，如各类阵型的变换便需要有一定的计算与思考，根据地形及敌我情况进行相对有效的布置，在由多个基础阵型组合而成的复合型阵型上尤其如此，指挥官甚至还得懂数学才能够安排好阵型的变换。
这样一来，矛盾也就此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