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仆也是惊魂未定的模样，对迎上来的众人道：“咱们家大爷先去淮安府署和县衙，结果府县都不接呈子也不接状子，直接当堂掷还……大爷后来找同年打听才知道，现在府县衙门都没闲空理会别的事！曹州刘接掌了淮安城防和山阳诸县，现在知府大人和各县的大老爷都被山东兵逼着当差，找房子当兵营，粮食，盐菜，兵器，样样都要地方供给，就算这样，听说曹州刘都不太高兴，说是淮安地方穷，不好驻军，听人说曹州刘是打算南下往扬州去……”
刘泽清确实在试图夺扬州，但史可法是很明显不可能把扬州这样的要紧地方给这种完全没有诚信和丝毫脸皮的军阀，扬州是江北最要紧地方，不论是刘良佐还是黄得功这两个大将史可法都信不过，只会放一些次要的总兵带兵驻守，由朝廷亲自掌控。但刘泽清和高杰，刘良佐三人都不甘心，三人都在暗中试图争夺扬州，抢下扬州之后成为自己的驻军之所。
王鸣远在这种时候到淮安，地方府县正是一团混乱，谁会理会这种案子？
“大爷奔告无门，就发了狠，说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老家仆摇头叹息，继续道：“既然咱们大河卫指挥衙门被营兵占了，大爷打听到驻在指挥衙门的是一个叫李化鲸的参将，是曹州刘的亲信大将，便拿着帖子去拜门求见，想请这李将爷主持公道……结果守门的兵压根不理会，大爷急了，在门前嚷嚷起来，说是这世间没有王法天理不成，话没说两句，一群兵就扑过来，拳打脚踢，大爷从小到大，何曾遭过这种罪……”
一众军户都是默然了。
他们被武官压榨，这早习惯了。官府不替旗军军户主持公道，甚至不理会生死，这也习惯了。事实上当时的民间百姓都不太想和官府打交道，一旦出了什么官非，进了衙门，衙役到书办和老爷们都是敲骨吸髓的好手，哪怕殷实富户中产之家，一场官司打下来轻则破产，重则破家，一般民户是宗族自行解决纷争，实在解决不了想死的就去官府。军户由武官论断事非，不出人命基本就没有大事，军户就是高级武官治下的农奴，官府才懒得理会军户内部的事务。
但王鸣远可是堂堂的秀才相公，一般的州县官还会给几分面子，毕竟当官的也是读书人，对秀才过于不公会引发其同年不满，一群秀才的能量可就不小了，会影响老爷们的官声，甚至是仕途。
王鸣远在淮安府的遭遇实在令人惊奇和唏嘘，也是令人警醒。
世道看来是真的变了，州县官不再理会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而是如奴仆般的替将爷们操持着各种后勤事务，以前一个知县就可以完全不必把总兵看在眼里，朝廷征调兵马出征，开拔时不给吃饭，半道上吃饭也有各种规矩，所有供给由文官一手把持。这帮王八蛋在崇祯二年时甚至不给远道而来的陕西和山西勤王兵吃饭！边兵们千里勤王，在北京城下饿着肚子宿卫打仗，最后逼急了大量边军啸聚兵变而去，很多边兵将士成了流寇中的主力。结果到了崇祯十七年，算是形势逆转，刘泽清这样的总兵在淮安成了太上皇，压根不把地方文官看在眼里，而王鸣远这样的秀才相公打了又怎样，那个李参将根本不将秀才看在眼里，甚至先打了再说，这事又能如何？
王鸣远就算找几个同年又能如何？连州县官员都彻底拜服在武将的靴底，秀才或举人之流对武将已经毫无影响力了。
想想也是令人唏嘘，当年的登州吴桥兵变，一则是孔有德和李九成等人不愿去援助大凌河，东江兵在后金的后方多年，毛文龙死前东江镇已经不敢与八旗正面交战，其死后将士更是气沮，一听到调往大凌河交战，孔有德等人俱是丧胆。
另外东江镇分裂之后倍受排挤和打压，崇祯元年朝廷断了东江粮饷，饿死东江将士百姓甚多，众人内心极为怨恨，加上崇祯对毛文龙之事处置不公，将士早就离心，加上在登州待遇不公，怨气更甚。
到奉命去大凌河之时，满心畏惧和满怀怨气的东江兵因为一件小事爆发，兵马至吴桥时，因辽民与山东百姓积怨很深，兵马至此县人皆罢、市，士兵饥寒无着，一兵偷窃当地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后王家家仆将此兵抓住，将其插箭游营，极尽侮辱之能事。该兵愤然之时，将那王家家仆斩杀。
王象春是山东望族，对此事自不能忍让，于是入军营索乱兵，要求查明真相，严办乱兵。
李九成父子早就欲反，借此满营将士悲愤怨毒之时直接哗变，在吴桥地方大肆抢掠，由此揭开了登州之乱的序幕。
明朝之亡，小冰期也好，财政破产也罢，内外交困两线做战，种种自毁长城之举，这些都不谈，直接导致灭亡的不是大凌河之战，也不是松锦之战，亦不是开封围城之战，而就是吴桥兵变之后的登州之战。
吴桥兵变对山东的破坏和造成的损失不必多提，损失的几万精兵亦是小事，孙元化和葡萄牙技术人员的损失也能弥补回来，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等人带过去的大量工匠和水师舰船，还有大量水营将士。
从此八旗与大明共火器之利不谈，北方水师也彻底完了。而孙元化在登莱主持的火器化军队的实验，也至此戛然而止。
数万精锐，筑炮工艺，还有火器化中止的损失，加上赤地千里，崇祯六年的兵变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一只鸡，其实是崇祯帝的刚愎自用，士绅官员对武将的欺凌和傲慢，毛文龙事变的逐渐发酵，由此而酿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