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考据崇祯年间的失误，有时候简单的推到东林党或某个党身上，这毫无道理，因为在崇祯年间，没有一个官能形成一家独大，掌握朝堂权柄的地步，也没有哪一个首辅阁老能够形成稳固的权力链条。大明的内阁并不是法理上的政事堂，阁老也不是宰相，阁老们的权力来自于对六部尚书和地方督抚的私人关系，能掌握六部和大量的地方督抚州县，任用私人，阁老才能使用自己的权力，用这样曲折的方式，真正的推行施政，而不是光凭票拟权来做大秘的事。
有明一朝，哪怕张居正能威胁到皇权，训斥万历天子如学生，但他仍然不是真宰相。
崇祯杀人，杀的却是官为主，对武将则多般隐忍。多少坏事的武将，比如左良玉这样的，多次在战场败逃，多次不遵军令，在万历，天启年间有多少脑袋都被砍了，但在崇祯手里却是平安无事。
崇祯一直是实用主力，督抚都是读书人，杀了有更多，无所谓。武将却是带兵的人，杀了怕挑不到合适的继任人，更关键的就是害怕其部伍哗变。
越是怕，武将却越嚣张跋扈，法度败坏。
这样便是一种恶性循环，明末武将军纪之坏，官兵对地方的破败之重，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官兵所过之处，破坏比流寇要严重的多了。
这也是闵元金和梁世发，杨志晋，高存诚等人被闵元启言语打动的原因所在。
一旦官兵和流寇在大河卫打起来对地方的破坏就太严重了，如果没有自保之力下场会相当凄惨，没有人愿意叫自己的家乡亲人落到那种地步。
亲族在身后，哪怕是萤火之光，也是要试一试与皓月争辉。
另外一条原因，便是朝廷虽然加派三饷，但加饷的银子被层层盘剥，结果军队欠饷厉害，这是痼疾，从嘉靖到万历再到崇祯，军队哗变闹饷越来越严重。将领就算领了军饷，也是大半落在自己口袋，小半养家丁精锐，落在营兵头上的几乎为零。
皇帝不差饿兵，军队无饷当然只能靠抢掠来养活自己，这种情形到了崇祯末期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大半人的认识就是，官兵的军纪之坏，破坏之重，远在流寇之上，适才的人说的话，实在是太幼稚了。
可能是江北到江南这里，并没有流寇和官兵打过拉锯战，不是大战的战场，安逸惯了的原故吧。
数十骑兵的威势和破坏力就相当惊人，不到一刻钟功夫，几里长的街道就被肃清了。
骑兵往更远处去，又是一通混乱。
可想而知这些骑兵从城门处进来，造成的混乱和破坏有多大。
但这还并不算完，更多的骑兵涌了进来，足有过千之数。
战马的铁蹄在青石板路上划出道道火星，答答的声响象是鼓点声不停的敲打着，听到的人无不感觉心烦意乱。
这种肆意张扬，毫无顾忌的场面，就象是良善百姓的家里进来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无所顾忌，可以为所欲为。
吃的喝的，甚至家中的妇人，强盗们想怎样就怎样。
只是在一瞬之间，淮安这样的一座大城，似乎就完全的易主了。
千多骑兵进入之后，开始沿着大街小巷深入，到处布控，然后就是两三千人左右的步卒进城，开始进入城头，将原本少量的卫所兵和营兵都赶了开去，新入城的营兵开始接手城防。
这些兵马，步兵穿青袍，头上戴青色折上巾。军容并不整齐，袄服也是颜色各异，十分之一的步兵有甲，多半是破旧不堪的绵甲，少量的将领模样的混在步兵队中，穿戴兜鍪铁甲，在将旗下信马由缰慢慢走着。
那种张狂和随意之态，足见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素质和风格了。
步兵接防之后，又是有过千骑兵进来，这一次的骑兵所骑的战马普遍更为高大，骑兵则更加雄壮魁梧，多半的骑兵都是披甲，以对襟的泡钉绵甲为主，这种绵甲和八旗兵的甲形式几乎一致，八旗披甲，原本也是明朝边军的披甲形式。
少量的骑兵直接便是披着铁鳞甲，甲光耀眼，意态极为骄狂。
骑队中间有旗手手持大旗，斗大的“刘”字相当显目耀眼。
“唉”朱万春一脸沮丧，低声道：“看来是史阁部调来的驻守淮安的兵马了。不知道是曹州刘，还是花马刘？”
有人接口道：“花马刘已经调在临淮，镇守凤阳寿州，防陈州，杞州一路，这消息前几天就确实了。现在到咱们淮安来的，肯定是曹州刘。”
“咱们淮安运道不好啊。”有人语气不愤的道：“花马刘的军纪差，但其兵马是山西镇兵为老营兵，还曾经打过不少次大战。曹州刘一路靠着拍马逢迎和阴人害人上来，根本没甚真本事，他的部下军纪比花马刘还不如真是操、他娘的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