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基本面，常天浩显然是一把好手，当下滔滔不绝论述起来：
1998年国内经济局势其实比一般年份都糟糕，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南向出口不畅和全球整体经济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从9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国际大宗物资和波罗的海航运指数下跌，中国国内通货紧缩开始出现。
一开始经济学家们还欢欣鼓舞，认为终于把从80-90年代以来的较高通胀控制住了，但没想到随着通胀降低，经济增长幅度也开始走低：96年gdp增长率9.93%，97年是9.23%，98年前两个季度连8%也没有保住。
随着通货膨胀变成中国人压根就不熟悉的通货紧缩，整个市场开始出现生产停滞、购销两端均萎缩的局面，银行体系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但迟迟没能抑制经济衰退，随后又叠加了长江特大洪水，这对于年初才换届的新班子是个严峻考验。
前两年的下岗余波、去年以来的地区经济危机、内部的经济衰退叠加自然灾害甚至导致对十五大后各项路线的怀疑，产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论战。
与以往论战发生在高层不同，这次论战焦点围绕一本书，98年3月出版的，由凌志军和马立诚撰写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而展开。该书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在高层和学界发生的三次左与右的论战和交锋，一时间洛阳纸贵、畅销全国。
常天浩怎么会放过这种书，哪怕是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他也要拿来好好阅读一番，当时看过也就完事了，后来随着阅历增长和信息增加他才了解到更多内幕：
这本书并不是刚刚写好就出版的，而是已完工一段时间却卡在出版上，原因就是有人拦着不放，之所以在3月份又放出来，是因为有更进一步保驾护航的命令——上面要正本清源但又不便亲自动手，于是借钟馗打小鬼，让《交锋》这本书出来说话，用学术争论代替政治斗争。
左派也意识到这本书名为历史记录，实际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用意，所以动作很快，3月份书出版发行，4月初在全国政协礼堂会议大厅里针对《交锋》举行了一个冠名为《中流》（已停刊）创刊百期座谈会”，实际进行批判的会议，《中流》主编魏巍做了《坚持初衷，继续战斗》的判决书式基调发言，老左派们纷纷群起炮轰，甚至不乏已退休却不甘寂寞的中委级干部。
由于压力太大，甚至逼得原人大委员长这种级别的人物在一周后出面接见《交锋》这书作者以示鼓励，帮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扛住。
随后，总书记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三管齐下：
一管自己出面，以高举旗帜为标志的政治路线团结大多数；
一管以国务院和发改委出面，实施多项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拼命稳住经济局面；
一管以总理出面，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承诺并在惊涛骇浪中守住了刚回归不久的香港金融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大国地位。
这是高层的争与不争，所谓争，当然是要保证航线，所谓不争，是指不再像以前那样打嘴仗，所以再也没有所谓第四次左与右的斗争了，因为老左派们在随后几年就溃不成军了。另外在交锋这本书之后20年，再也没出过一本反映有关论证上层建筑、高层治理或意识形态的普及性书籍，所有内容都隐藏在口口相传、以讹传讹、管中窥豹的神秘感中。外地去北京的人员通常只能从出租车司机中听到无数半真半假、荒诞不经的故事。
就1998年的经济基本面而言，只有这套组合拳打完，整个经济态势包括期货市场的局面才会扭转，8月下旬的香港保卫战还没打，超哥在7月份就看着盘面这点动静认为要反弹——难道不是太早了点么？
所以，常天浩劲头十足地将他掌握的信息全梳理了一遍，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振振有词，愣是把过去半年原本小市民感觉平平淡淡的日子讲成了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架势，听得超哥和小琴两眼发直、咂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