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不为不相信日本领事馆的电检课有这么大的本事，能真的将袁殊与重庆联络过的电波信号全部侦听到，全部记录下来。
除非日本人早就盯住了这个频段，不然电检课根本没有那个能耐，能同时能侦听几百上千个频段。
但根本不可能，因为领事馆没有几百上千部电台。
看看麦家的《风声》当中的情节就知道了。
那已是五十六年代，雷达技术已相当发达，甚至已经有了电波测向技术，知道敌特之间联络的信号，肯定会朝着一个方向收发台湾。
但即便如此，寻找台湾的秘密电台时，依旧需要上百部的电台同时侦听。
电台又不是大白菜，方不为估计，日本领事馆有十部左右的电台顶天了。
还必须得有两块钱中五百万的运气，才恰好能听到袁殊的电台发出的信号，并恰好做了记录。
所以岩井英一让赤木亲之至电检课调阅该频段是否有记录时，方不为一点都不担心。
这跟“天上掉下了一颗流星，恰好砸到了袁殊头上”的几率差不多，运气不可能差到这种程度。
现在只需要斩断何建英这根线，再提醒袁殊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至于那个报刊亭怎么处理，还要再听听袁殊的意思。
不是方不为下不去手。
如果这个老板失踪，或是被杀，恰好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追着这条线调查怎么办？
袁殊也是这家报刊亭的常客，说不定就会弄巧成拙。
方不为给黄包车师傅交待了一声，往金神父路的方向走去。
《集纳报社》就在金神父路。
三零年左右，从日本留学回来，创办了《文艺新闻》，发表最多的，则是抨击政府当局的文章。
后来《文艺新闻》被国党当局靳令停刊，袁殊转移阵地，在《集纳》上发表文章。
这家报纸，与左联文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而袁殊早年的化开身份，本就是左倾主义文人。
到了报社，方不为以刊登广告的名议，与报社主编一顿胡侃。
在这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里，他不但见到了何建英，还在他身上留了一枚窃听器。
交了点订金，离开报社之后，方不为没有叫车，而是绕过了两条街，特意走远了一些之后，又给报社打了个电话，说是要找何建英。
“建英，我是余龙，你家里进贼了，赶快回来一趟……”
余龙是马春风的代号，家里进贼的意思是事发了，赶快跑。
何建英脸上面无血色，身体跟着晃了两下。
旁边的同事还以为他在家里放了什么贵重物品，好心劝着他“他急，先回去看一下，万一没丢呢？”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但这个电话里说的暗语，却表明事态非常严重。
命令竟然是马局长下达的，那袁殊呢？
何建英不敢怠慢，挂了电话，给报社主编打了声招呼，急匆匆的走了。
看何建英出了报社，方不为才叫了一辆黄包车，回了外滩酒店。
没办法，为了避免何建英被捕，方不为必须要在何建英身上装一枚窃听器，以随时掌控他的行踪。
至了必要时候，只能采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