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部的房子倒是足够大，把顾和林之骥等人推了进去，这一天功夫，六间厢房里已经关了近百人了。
全都是官吏或是有头脸的士绅，顾林二人一进去，里面却是已经污言秽语的开骂了。
王晓听的一笑，也是一阵轻松，还好，江阴这里赶路赶的急，算是把这事圆满做好了。
整得意间，曾志国的传令却也赶到了，让他再去常州，乱了几天了，常州分署的压力也大，这一次军管司损失已经不小，派到分署的不比下面，多是精英人才，不能因小失大。
接到命令，王晓也不敢怠慢，留下三百兵维持江阴的秩序，然后便带着部下飞速赶往常州。
除了他之外，松江府、苏州府、镇江府，到处都是天雄营的步兵和骑兵在将领们的带领下去弹压地方，大乱初起，在天雄军强力的弹压下，各方的势力还没有真正介入，朝廷也只是表示要调查的当口，就已经结束了。
十一月下旬，天气已近转冷，有点初冬的样子。
从各县押解来的人犯，陆续送到了镇江城中。城里早就辟出了大量的地方用来关押各地的犯人，就算这样，也还有些不够使用。
后来把原本的镇兵大营也开启使用，这才勉强敷衍了下来。
王晓先平江阴，然后是常州府城，接着又是靖江，武进。常州可以说是东林党和江南大士绅的大本营，四府之中，除了松江就是这里闹的最凶，可扑灭起来，却是一点也不困难。
士绅们还是太高看了自己的力量了。朝堂之上，几个在家的大士绅联起手来，写几封信，就能赶出一个知府，就是巡抚，也未必就弄不倒。两百多年来，江南士绅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布的关系网，在这网面前，一切势力都没有办法。
就是皇家，想在江南收税，也不是撞的一鼻子灰吗？神宗皇帝时，太监到江南收矿税，收商税，整个江南的士绅联起手来抗议，朝中势力遥相呼应，就是神宗皇帝也是咬牙苦顶，死了之后，内阁立刻把所有的矿收商税都停留了——这是何等厉害！
人死之后，神宗皇帝，也就是万历皇帝还不能安生，当年因为在江南收税的事得罪了太多人，士绅们给他造谣，说他与郑氏荒淫不似人君，说他在宫里吸鸦片，说他的税收害死了多少百姓，这些谣言是何等厉害，绘声绘色，极尽详细，几百年后，还有人信以为真，以为大明神宗皇帝是个瘾君子！
皇帝也不是对手，却不代表手中有军队的镇帅就不是对手。江南士绅没有搞明白，他们的手腕与实力是在常态下才有作用的，是在朝廷力量掌握一切，政局稳定，一切按规矩来的大前提下，他们的势力才有作用，才能发挥出他们的实力与能力来。到了现在，天下大乱，纲常名教已经不在是他们护身的法宝，而一切规则，都可以重新制定。
关键就在于，谁是制定规则的人？
曾志国以前没有这种资格，如果他能把江南四府的地方势力一扫而空，然后顶住这一次的压力屹立不倒，他就隐然有这种资格了。
这一次的行动，曾志国动员了三个团近一万人的兵力，一团防备黄得功，也与对方的侦骑将这几次手，毫无悬念的把黄得功部的先头部队给打缩了回去。
另外两个团，再加上亲兵营与内卫部队，还有各地的军分署分部的人，动员了八千多人，在四府十九县的地界整整抓了三天。
这一下，可是把江南地方有头有脸的士绅基本上全部抓了起来。除了士绅之外，也有各地的清流名士，不少路过或探亲访友的士绅都遭了池鱼之殃，一样被抓了起来。
还有，就是顺手把有田产的田主也基本全抓了起来。
苏州地方，有织机工人和海船窑厂的富商不说，有大量田土的富户就不在少数。江南地方，土地兼并的情形非常严重，没有民变，是因为出产丰富，佃户贫民打打短工都能混口饭吃，这一点北方不能与江南相比。
万历年间，北方灾情不断，南方这里一石粮才五钱到六钱银子时，北方的粮食已经卖到一两一石或是更高了。三饷一加，北方人更是活不下去，而南方这里，不过是再紧一下裤带就是了。
仅是苏州一地，明初的时候有田地六百多万亩
往的黄册赋税表单来看，一年交三十石粮的有一千多百石粮的有四百多户，交一千石粮或是更多的，也有好几十户。
一户人家，一年交上的赋税皇粮过千石，就是说，最少有千亩左右的土地。
而交纳赋税的，还是没有功名的普通田主，按大明的规矩，一旦成了举人有了功名，就可以不再交纳皇粮。自大明的中后期开始，不少田主拼命培养子弟读书，家里一旦出了举人进士，就可以不交一文钱的赋税。这等人家，就可以吸引不少人把自己家的土地赋税算在名下，田主与这些投充户说好了粮食收成的分配，然后便又可以帮着这些人免去朝廷的赋税。如果循环，越是有田的人家，就越有条件让家族的子弟们去读书上进，读书中举，就成了官员就开始更进一步的兼并土地，如此循环往复。
明初时，丈量天下土地是八亿五千万亩，到了万历年间，土地最少也有十一亿亩以上，土地增多，赋税收入就算是加了三饷，也还不如国初之时。洪武年间，收入是三千二百多万石，到了万历年间，只有两千六百万石了。
土地增多，丁口也大为增加，而收入反而锐减，这真是咄咄怪事。
中国原本就是个以农立国的纯粹的农耕民族国家，在明末时，海外贸易当然是极度发达的，郑家就是依靠着垄断海税积聚了千万以上的身家。不过，这种收入是曾志国没有办法伸手的，而且，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在小农经济为主的时代，贸易繁荣有时候未必能给政府带来实际的收益，反而会坏事。
以赋税收取为例。
明末加三饷，累计加征了六百六十万左右的赋税，因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收税为了减少中间环节，收税已经不是征收粮食桑麻，也就是本色，而是以白银抵税，这便是折色。
明朝的赋税征收**，原本极低。明初时，收取亩产的百分之三左右，中期时，收取百分之二左右，到了万历初年间，有的地方的税率更是只有五十税一，远低于汉唐，更无法与两宋相比。
如果按正常的税率来算，就算加征三饷，南方农民只需交出他亩产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就能够满足朝廷的需要。不过，事实上却远远不止如此。在每年收取赋税的时候，正常的粮价总是要下降百分之三十甚至是五十。一石粮在正常时间是一两银子，在政府收税的时候，就只能卖到五钱或是更少。
农民需要银子交税，银子从哪里来？只能是卖粮。在收税的时候，大量的粮食涌入市场，而商人显然需要从中获取重利，于是大量收购囤积，压低粮价，农民不得不用远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手中的粮食卖出，然后再拿去上交皇家的赋税。
这样一转手，官府没有得到任何便宜，农民已经多交了一半的税。
而收税时期一过，当时囤积的粮食再慢慢流出卖向市场，需要粮食的最大的冤大头就是政府，在这个时候，粮价就又提升回来，回复到正常的水平或是更高。
一个农民卖出一百石粮，以每石三钱银子卖到了三十两银子，上交政府。而政府到手这三十两银，却只买到了三十石粮食。一转手间，七十石粮食已经在中间环节消失的无影无踪。
还不仅如此，除了赋税之外，农民可能要上交给田主，还要担任官府需要的力役，在缴税的时候，黑心的商人用大斗当小斗，然后发给农民几块黑了的霉烂了的成色不足的银子，上交赋税的时候，再经过差役的勒索与剥削，这种成本的增加都几乎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
这种低效率的极端浪费的收取赋税的办法居然已经是大明最先进的方法了，农民被剥削了，而官府得到的现银却远远少于应该得到的数字。到了灾荒年头，政府无力赈灾，甚至一样要收税，而到了辽东战事一起，再与整个北方的灾害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上极端无能低效的文官政府的内耗，于是一个庞然大物轰然倒下，看似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这真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
解决这个悲剧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汉朝就设有的常平仓制度。粮食丰产时，官府出面以平价收购，遇到灾年时再发粮赈济。这原本就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不过，对一个彻底**无能而且无耻的文官集团来说是不需要这种行之有效的平抑调节粮价的制度的。
别的地方不说，江南地方在赋税收取时大量收米，并且压低粮价，在农民手中赚取大量黑心钱的，自然就是这群心胸中有着浩然正气，天天在嘴上成仁取义的官绅地主和受他们指使的商人了。
如果说大明的土地税征收是个悲剧，那么控制在士绅们手中的商业活动与对外贸易和相关税收的收取，那就是让人闻之落泪的人间惨剧了。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手段极多，花样翻新，绝不重复。在隐藏田产，强取豪夺，收纳强夺佃农，兼并土地，私开矿产，打造海船进行海外贸易而且拒不交税等等等等的发财大计上，整个文官集团都有着数不清道不明的勾结与利用，种种交易与利益使这个集团越来越团结，紧密，充满了力量。
现在，在曾志国以秋风扫落叶般的行动后，整个江南的士绅阶层已经被横扫一空，在曾志国眼前，一个阶级的力量被他用蛮不讲理的手段给扫除了，并且控制起来了。
这让他份外的踌躇满志，也没有一点后悔的感觉。
当成千上万的士绅和名士们被抓到镇江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已经多半被注定了。曾志国已经明白，既然做了，就一定要做绝，脉脉温情，只能让这个阶级团结起来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