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立国的，因此对武将、军人掌权的危险有清醒的认识。再加上五代时期国家被将领所左右的历史经验，所以他立国之后非常重视对武人的限制，确立以以儒立国，重文抑武的国策，立誓言碑：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
因而，宋代的官员主要来源于科举入仕的士人阶层，大批文彦学子通过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经过百年的强化，正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这些士大夫与皇权相结合，共同维持着国家的政治运行，所以士大夫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现出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可以说大宋王朝是士人们撑起了一片天，也造就了历史上‘宋是文人士子的天堂’的传说。
但正是因为士人们的命运也与皇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更加忠于皇室，积极上书言事，平判历史，参与政治，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即使是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一如既往的关注着国事民情。这是时代环境所唤起的士人阶层欲忠君报国的思想体现，它反映出士大夫在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种心态，从追求个人的闻达向关心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的转换。
虽说看似和谐。可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在百年中从未消失，皇权膨胀必然打压以相权为代表的士人集团为代价。士人集团。而相权的膨胀自然使皇权受限，引起皇族的不满。打压相权。两种权力就是在这种争斗和妥协中蹒跚前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太祖所立誓言‘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便是保持这种平衡的纽带，双方斗的再狠，也不会伤害对方的生命…
“神宗朝，新旧两党相争，本只是义气和理念之争，但新党炮制‘乌台诗案’将旧党苏大学生打入大牢，开启了文字狱的先河；反之元祐更化之后。旧党执政，以牙还牙，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但先皇依然遵循誓言不敢刑杀！”杨时说道。
“至前朝，朝纲已乱，太上皇收集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宰相蔡京对先皇说：你不杀邓肃，恐怕浮言将祸乱天下。但先皇说其还是个重臣，只取消邓肃的学籍，放归田里。可见先皇还记得太祖誓碑。你陈东此次率开封军民在皇宫前伏阙示威，上书言事，宰相李邦彦以你们‘意在生变。不可不治’余将你等太学生逮捕处死，若不是王爷早有安排没有得逞。你便开了本朝斩杀言事者的恶例，此次你虽然死里逃生。但京中随你上书的数十位军民被当街斩杀！”周行己叹息道。
“仁宗朝，辽国犯界，一位转运使临阵脱逃遭到弹劾，朝议以与重处，仁宗皇帝也想杀之以儆效尤，可却被朝臣以太祖誓言劝阻。人人知其罪当斩，但仍劝皇上免其死罪，就是不想开斩杀士大夫的之例。此次你伏阙逼宫，要诛奸佞，圣上本就对他们心怀怨恨，借刀杀了王黼、梁师成等人，又开先河。”杨时愤懑地说道。
“龟山先生，王黼之流祸国殃民，杀之乃是快天下人心之事，难道也错了吗”陈东说道，显然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少阳，你可知有其一，必有其二。这把刀可以杀奸佞，也可杀忠臣，李纲如出援失败，即使从沙场上逃得性命，也难逃这把刀！”杨时皱了皱眉说道。
“李大人忠心为国，天地可鉴，怎么能杀得”陈东急忙说道。
“败军之将不该斩吗你们要求诛杀童贯不就是因为他是个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吗童贯杀的，当然李纲也杀得！”杨时冷哼一声说道。
“啊…”陈东听罢冷汗如雨，讶然出声道，自己只是想为国除奸，没想到意气用事却连累了天下的士人和王爷，“王爷，属下一时冲动，却牵连到了王爷，真是该死！”他俯首施礼道。
“这事错在本王，知你是血性之人就不该在这个时候遣你回京，事已至此，懊悔已经没有意义，不过少阳还要记住这次教训，切不可再意气用事！”赵柽笑笑说道，他知道一个国家的进步需要有这些热血青年的推动，但是只凭一腔热血也是不行的，白白丢了性命更是可惜了这些日后的栋梁之才。
“属下明白了，此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陈东看着王爷淡然的神情说道，心中忽然明白了，以王爷的手段和背后的雄兵足以横扫大宋禁军登上宝座，而其胸怀和魄力也定能治理好国家，可他却忍而不发，看来不仅仅是不想落下弑君夺位的恶名，而且是不想在大宋开创这种侍武夺位流血政治的先例，打破大宋百多年最高权力和平交接的局面。
“王爷，此次出兵无论胜负，王爷都会再次陷入朝堂上的争斗之中，而我们在京中势力薄弱，形势凶险啊！”杨时不无担忧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