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耕的逻辑很清楚。
大唐并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其官员断案，讲究一个情礼法的结合。
情者，人情世故是也。严武这个案子，讲情是没法子讲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讲礼更没儿讲，父亲杀儿子，需要理由吗？孔子只教大家“小仗受，大仗走”，可没说父亲会什么样子。
事到如今，也只能讲法了。
法还是比较好讲的，从法律的角度讲，严武一点罪责都没有。现在大唐最应该讲究法律的，毫无疑问，就应该是御史台了。
而崔隐甫，恰恰是御史台的老大，而且是御史台比较强势老大。
原来的御史台老大，也就是地位尊崇，一般审理高官朝廷都会征求他的意见而已。
对于御史台内部，御史大夫并没有多少控制的权力。
比如在则天朝，萧至忠担任御史时，御史大夫李承嘉曾为经对诸御史道：“弹劾大臣不先向御史大夫请示，这合理吗？”
众御史都不敢回答。
萧至忠就直接硬顶了回去，道：“依据惯例，御史台没有长官。御史，是皇帝的耳目，可以各自独立地弹劾，互相不必请示。如果弹劾要先向御史大夫请示，那么，弹劾御史大夫又该向谁请示呢？”
事情的结果，是李承嘉大惭无言以对，而萧至忠却声名鹊起。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就是，御史大夫对御史台的内部的掌控，进一步削弱了。
各御史从制度上，就可以行使独立的监察权，想弹劾谁就弹劾谁。
到了李隆基当政时，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于，对于低级官员乃至百姓，御史可以先抓起来关进御史台的监狱里再说。
大唐年间所谓的“酷吏”大都是御史，这就是原因之一。他不需要证据，想抓谁就抓谁，想怎么审就怎么审，不出情弊，那可能吗？完全不可能！
到崔隐甫上任之前，御史台的牢狱中住满了人。因为牢房不够用，连御史台的厨房都利用上了。
好么，大家办公到了饭店儿没饭吃，因为厨房要关犯人。传扬出去，简直是一桩大大的笑话。
其实张说还真没冤枉崔隐甫，这位虽然一直做官，但杀伐之气颇重，做金吾大将军定能胜任。
崔隐甫到任之后，没过多久，就把那帮子御史收拾的服服帖贴。他宣布，什么陛下的耳目，想抓谁就抓谁，想弹劾谁就弹劾谁，狗屁！从今天开始，没有御史大夫的同意，不得弹劾朝廷重臣。没有御史大夫的签字，不准抓一个人。
至此，崔隐甫已经把松散的御史太捏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弹劾起某人来，定当惊天动地。
这也是他有信心对付张说的原因之一。
因此，崔耕来找崔隐甫，让他从法律的角度，来和严挺之打擂台。
简短截说，崔耕带着几个伴当，和柴碧儿一起，见到了崔隐甫。
把事情说清楚后，崔隐甫当即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同意了此事。
一来是，他确实是欠着崔耕人情，不好不还。二来，也是最主要的，虽然李隆基因为张说的建议没让他当宰相，只是担任御史大夫。但是，这宰相的事儿不是还没定下来吗？只要没有定下来，自己就有机会，而严挺之，就是自己入相的最大竞争者之一。
二来是，严挺之乃是张说的死党之一。张说乃是自己的大仇人。有了怼严挺之的机会，焉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