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耕这话，可一点都不夸张。
大唐年间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而农业税的主要征收方式，就是“租庸调”制：每年输粟二斛，稻三斛，为租；输绢二匹，绫、绞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为调；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免役者每免一天，输绢三匹，为庸。
总而言之，这就是一种人丁税，每个成年男子缴纳一样的税收。
在大唐初年，这种税收方式，还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大唐施行的是“均田制”。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的田地，是朝廷授予。既然每个成年男子的田地都差不多，那么，理所当然地，得承担相应的税收。
但是，这种税收到了现在，就弊端丛生了
无它，随着人口滋生，官府渐渐地无田可授。随着土地兼并的越演越烈，渐渐地，富者轩陌相通，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时候再按照人头收税，就是逼着贫者逃亡，富者却是大占便宜。长此以往，国家的税收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必须改革，以财产的多寡来决定纳税的多少。
但是，且慢刚才崔芬的建议，不就是这个吗？
对，崔芬的确是这个建议。不过，真正是施行之后，那个画面太美，崔耕不敢看。
无它，即便是他，也无法控制住乡间胥吏。
你说根据财产的多寡，决定税收。那么，谁家钱多，谁家钱少呢？你崔耕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核对吧？
最后还不是胥吏说了算？
到了最后，国家的税收，恐怕还是得落在无钱无势的人身上。而富户们，最终却比以前交的还要少。
历史记载中，数十年后，有个叫杨炎宰相，看出了朝廷税收的弊端，决定改革。
这项改革的内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两税制”，核心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
简单言之，就是按照财产决定束手。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最终，两税制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因为胥吏的横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
若是崔耕施行两税制，其结果恐怕比杨炎好不到哪去。
所以，可以将“两税制”看作治疗癌症的猛药，吃下去之后，可能药到病除，也可能直接被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