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那场盛大的婚礼已然过去许久，热闹的场景渐渐成为人们口中的回忆。佰民先生在回去之后，郑重地翻开从林娥处拿到的笔记本，上头标题赫然写着《论革命武装的建立》，佰民先生的目光被这几个字牢牢吸引，他缓缓坐下，调整了下坐姿，开始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
周亦云在字里行间阐述着自己对革命武装建设的深刻见解，从武装力量的组织架构，到人员选拔与训练，再到武器装备的筹备与管理，无一不详细论述，佰民先生一边看，一边不自觉地点头，心中暗自赞叹周亦云思考之全面、见解之独到。
接着，佰民先生打开了随笔记本一同收到的信封，信封是用普通的牛皮纸制成，上面没有过多装饰，简单朴素。抽出信纸，只见周亦云在信中言辞恳切地表达，希望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佰民先生代为转述他的这些意见。佰民先生深知此事意义重大，轻轻将信放在桌上，陷入了沉思，他明白，周亦云此举并非为了个人扬名，而是心系革命大局，期望能为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而另一边，周亦云看似过上了平凡上班族的日子。每日清晨，他准时从家中出发，前往武汉政府办公地点，傍晚再按时回家，过着两点一线的规律生活。
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实则暗流涌动。周亦云一直在暗中积极联络武汉政府内的黄埔军官，他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或是在工作间隙与军官们交流，或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组织小型聚会，在这些接触中，他从不直白的谈及敏感话题，而是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见解，潜移默化地拉近与军官们的距离，了解他们的想法与诉求，慢慢的影响他们。
7月影响全国的大事终于来临了，在武昌的汪季新，公然反对红党然而世事无常，革命的道路从无坦途，随着南京政府的和武昌的反革命势力开始抬头，深层次的阶级矛盾如深埋地下的火山，瞬间爆发且急剧激化。
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些在革命初期曾怀揣着些许热情的群体，在工人运动如汹涌浪潮般兴起，土地革命大刀阔斧地触动他们切身利益之时，内心的天平悄然失衡。
对财富与地位的贪恋，对社会变革不确定性的恐惧，让他们忘却了曾经的革命誓言，纷纷倒戈，投向反革命的怀抱。汪季新集团身处这复杂的政治旋涡中心，深受这些动摇势力的裹挟，原本与红党并肩作战的坚定立场，开始渐渐右转。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愈发紧张。帝国主义列强对对着不买他们账的武昌政府革命党人觊觎已久，怎会容忍中国革命威胁到他们在华的利益，他们露出狰狞獠牙，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同时发力。
军事上，列强将军舰开到了长江，并且武昌的租界增兵，时刻威胁着武昌政府的安全，经济上，实施严密的封锁政策，切断贸易往来，使武昌地区物资匮乏，经济陷入困境，政治上，他们施展分化瓦解的阴谋诡计，扶持亲帝国主义势力，妄图从内部颠覆武昌政府，逼迫其就范。
而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这群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面对革命的冲击，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紧紧抱住汪季新集团的大腿，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不断施压，要求汪季新采取强硬手段，镇压革命，以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
1927年7月中旬，汪季新在武昌召集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这一会议，成为了反革命叛变的关键转折点，会议上，汪季新等人撕下伪装的面具，公然抛出分红主张，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他们决定在短短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妄图通过所谓的合法程序，将分红合法化，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在会议尚未正式召开之际，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向红党，党人举起屠刀，以裁制红党违反民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为借口，实则是为大规模镇压红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舆论氛围，为即将到来的血腥屠杀制造合法借口。
会后，汪季新的武昌政府彻底撕破了脸面。工会、农会等承载着广大劳动人民希望的革命团体，被反动势力无情封闭，大门紧锁，曾经热闹非凡的活动场所变得冷冷清清，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这些革命的武装力量，被强行解除武装，他们手中的武器被收缴，反抗的力量被无情镇压。
在大街小巷，在乡村田野，无数红党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惨遭杀害，他们或被残忍枪杀，或被绞刑处死，鲜血染红了武昌的大地，无数的红党党员们怀揣着红色主义的崇高理想，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在这场腥风血雨中，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不为反革命所诱惑，英勇就义。
这一系列反革命行动，彻底无情的摧毁了革命的成果，民红合作的轰然崩塌，曾经携手共进的革命伙伴，如今分道扬镳，甚至兵戎相见，中国革命陷入了至暗时刻，原本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暂时转入低潮，全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
在这个危机存亡的关键时刻，党的全国大会终于要在武昌进行召开，为了全国大会的召开，周亦云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难，借着剿红的名义，周亦云将军队里面表示效力忠于南京的黄埔系军队调动南下，并且向南京方面要求第一军和第一装甲师西进进行接应，部队沿着长江以北行动。
当汪季新得知三分之一的军队脱离了武昌政府，直气的汪季新大骂周亦云忘恩负义，不为人子，如今的汪季新已经自绝于红党，周亦云在武昌汪季新也不敢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