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雅的办公室是用农机站的老房子改造的，重新打了水泥地板，用薄木板吊了顶，用大白粉刷了墙面，摆了几件从翔龙煤业拉来的旧家俱，既简陋又寒酸，但被徐冰雅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厂长知道我是谁，给我沏了杯茶，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告诉我他姓别，今年三十八岁，家住离镇政府五里外的村里，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省农校，不过只上了两年半，因为妈妈得了重病没人照顾，家里的积蓄全用到了给母亲做手术上，再也凑不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只得缀了学。
他说，自己回到农村后，先是跟父亲种了两年庄稼，早早结了婚，婚后和媳妇凑了点钱，置办了一辆带厢体的手推独轮车，进了些廉价的日用百货，当起了串街走巷，风里来雨里去的小货郎，一干就是十年，方圆百里所有有人的地方自己都去过。
别厂长说的这种情况我见过。
结婚前几年，我在榆树坪矿上班时，星期天经常和年龄相仿的朋友相约，背上水壶，在食堂买上几个馒头，一头钻进到矿区附近的山里。
穷乡僻壤的地方，说不上游山玩水，也不是探险寻幽，就是在山里乱转，常常周六下午就出发，周日晚上才返回榆树坪，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跑到哪算那。
矿区的文化娱乐设施普遍很少，年轻人精力旺盛，过剩的精力需要发泄，这种休闲方式当时很流行，我们经常呼朋唤友，结伴而行，直到把自己折腾到精疲力尽方肯罢休。
那时已经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但山里农民的生活还是非常艰苦，他们住在交便极为不便，既不通电，也不通公路的大山深处，很少和外界联系，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物资极度贫乏，简单的生产工具和针头线脑之类的生活必须品，主要靠用山货和走村串户的货郎交换。
我们在路上没少遇到过推着独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的货郎。
大山深处的村庄并不少，只是一个距离一个很远，村民住的比较分散，村和村、户和户之间，只有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相连，骑不成自行车，只有那种最原始的独轮车才能走。
我问别厂长，从清河口再往里是哪个乡镇，那里的葛根多不多，小车能不能开过去？
他回答说，从距离上来说，清河口已经是离县城最远的乡镇，沿着公路再往前走十几公里，就是龙城县的地盘。那里的山更高，沟更深，路更难走。
龙城全县都是山，葛根到处都是。
别厂长告诉我，当了十年货郎后，在公社改乡镇时，自己在镇政府找了个临时工工作，干了几年，被提拔为企业办主任，不过身份还是临时工。
作为山区乡镇，清河口并没有乡镇企业，连像样的家庭作坊也没几家，企业办只是按县里的要求，挂了个牌子而已，平时并没事可干，他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哪个办公室来任务了，去给人家帮帮忙。
徐冰雅计划在清河口建葛根加工厂，王副县长要求镇政府派专人配合协调，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别厂长，要求他把办公室搬到加工厂去，全力以赴为这个全镇唯一的企业服务。
徐冰雅对镇政府派来协助建厂的干部很满意，投产后，让别主任兼任了加工厂厂长，把厂里的日常管理工作委托给了他。
我和别厂长聊得正起劲，外面传来一声清脆的喇叭声，别厂长起身出门查看，随即带进来一高一矮两个男子，说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是专门来找徐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