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兄弟的小煤窑保住，想替卫大宝减轻罪责，想帮焦头烂额的王县长一把，于是硬着头皮，从信用社贷了两百多万，向死者家属支付了赔偿款和丧葬费，又背负了每月向县财政局交十万元事故罚款，连续交十八个月的沉重负担，把宝龙矿的产权转移到自己名下，用欧阳春草的名字，给卫大宝保留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避免崖畔村村干部和村民的干扰，我对外一直说的是，宝龙矿的老板还是卫大宝，在大宝回来之前，由他媳妇掌权，我是受春草的委托暂时代管。
春草的口径和我保持一致，也是这么给村里人说，崖畔村的村民和村干部认可了这个事实。
我接手后，代表宝龙煤矿，重新和崖畔村村委会签定了协议，除了按年交纳地租、管理费，给全体村民按人头发一百元取暖费外，还让春草每月给村支书和村长另外发一份钱。
如果卫大宝父母健在的话，村民们不会认为宝龙矿的产权有问题，即使有什么想法，看在卫家老俩口人缘不错的份上，也没人敢在村里人面前哔哔。
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宝和春草的婚姻关系有瑕疵。
嫁给卫大宝时，春草刚十九岁，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因此他俩没有领结婚证，而且后来也没及时补办。
王俊臣让我支付事故善后工作费用时，卫二虎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说欧阳春草没有资格代表卫大宝，要求由村委会代为监管。
当时，徐冰雅一手拿着自己的律师证，一手举着《婚姻法》，慷慨陈词，迫使崖畔村村干部们不得不承认，春草和卫大宝属于事实婚姻，这种婚姻关系同样受法律保护，欧阳春草是卫大宝的合法妻子，能代表卫大宝。
这个问题当时虽然得到了澄清，但卫二虎和崖畔村其他村干部并没有完全认可，村民们对此也有很多议论。
这么多年来，崖畔村的人都清楚，卫大宝小煤窑的煤质好，比其他矿能多卖一二十块钱，却不知道他们翻的是老黄历。
我接手后，在赵军的帮助下，先是把宝龙矿生产的配焦煤卖到上海，后来又将其全部加工成精煤，通过铁路拉到外地销售，基本没有在当地销售过，没人知道我把宝龙矿的炼焦煤卖到多高的价钱。
现在古城一下子上马了那么多焦化厂，家家都在高价从外地运配焦煤进来，宝龙矿煤价的秘密瞒不住了，崖畔村的人发现，他们村的地盘上，原来有只能下金蛋的母鸡，怎么可能没点想法。
当然了，如果不是因为今年小煤窑的情况普遍不好，村民们收入下降得很厉害，崖畔村村委会很缺钱，宝龙矿的归属问题，也不至于表现得这么突出。
煤价超高的宝龙矿，犹如星光惨淡暗夜里，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明灯，加上有定海神针作用的大宝父母先后离世，三个因素不期而遇，叠加在一起，让宝龙矿的问题骤然间变得复杂、迫切，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扑面而来，让我心烦意乱，头皮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