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市内，当天晚上，我就把张书记交待的讲话稿写好了。
次日上午交稿。张书记看了很满意，对我说：
“你很辛苦，过年也只有几天了，现在就给你放假，你也去做点私事，这边有事，让李师傅跟着我就行了。”
我点点头。回自己的办公室，把各种出差补助造好，走到分管后勤的叶主任那儿，请他签字。然后去了财务室。
领完奖金、补助，回到宿舍，我无比放松。
这时，旭哥打电话来了，问我什么时候放假，我说：“谢天谢地，现在就放了假。”
他说：“那你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一会儿，旭哥过来了，我们俩进了卧室，他把账一算，给了我五万。
我说：“你别多算一些给我啊。”
旭哥说：“亲兄弟明算账。我也不会多给。”
我说：“我也不参与管理，什么事都没做，以后，仍然像现在这样经营得好，就每年给我比利息多一点的钱就行了。
不然，我内心有愧。”
旭哥摇了摇头，说道：“你家境也只有这么好，父母不可能给你钱，我帮你算一下。”
接着他边倒手指边算：“一两年内，你要结婚。你原来住的房子要改建，你要集资买房。就这两笔钱都不少。
我也知道，你为了自己能在机关站稳脚，不敢收别人的红包。真的说起来，当个廉政的干部苦啊。”
我没反驳，别人以为当干部收入高，其实，当个拿工资的干部，真的捉襟见肘。
特别是像我这种干部，给一把手当秘书，如果想收钱，确实有人送。但是，我能收吗？
我出事，我爹娘怎么办？以他们那种死要面子的性格，不会投塘？
旭哥真是个聪明人，马上说：“快过年了，我也忙。我把佩青调抽出来，专门为你服务。你要用车，就打他的电话。”
我说：“你太好了。”
旭哥站起来，扬一下手：“那我走了。”
我也没送他，与真正有利益关系的人在一起，少让人看到为妥。
旭哥走了，我准备还师父的钱，这笔钱，借了他好几年，我算了算，按一般的银行利息，其间有升有降，我也要还他6000—8700。
我用另一个信封，包了8000元，把两笔钱分别装在两个口袋里，走了过去。
师父打开门，没说什么，把我让进书房。
仍然是煮茶，发烟。
我和他聊了一些放假的事，说如果他要回老家，我就派人送他。
他问我哪里有车。
我笑道：“就是曾经送过您一次的旭哥有车。”
他摇了摇头：“不麻烦别人了。”
“不是麻烦，他有两辆小车，旧的就专门调给我。至于从老家回来，您就自己想办法。送回去没有一点问题。”
他见我说得诚恳，便叹道：“其实，我爹娘都不在了，但他们的坟，我要去看啊。我那儿子，前年回老家去了一趟，又是两年了。
他们没有这种传统的观念了，我还是要有啊。”
我说：“师父，您儿子不在身边，我就是您的儿子一样。”
他很感动，眼角都湿润了。叹息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追求。但国外的环境，让他们变了，他们对什么祭祖，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
而我呢，不习惯他们的生活，在那边一天也进不下去……”
听着一位老人倍感孤独的自述，我安慰道：
“也不急，他年轻，只奔事业和前途，年龄大了，他会懂这些，会回来扫墓的。”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安慰空白无力。有多少离开祖国的人，把别的国家当成他妈。
师父半晌不语。
我说：“我一直在你身边，如果有条件了，今后车子会有的，你要到哪儿去，我送你。”
他才笑了，说道：“说实话，靠他，我还不如靠你。不说车子，就说平时，你还真像个儿子一样，到我这边问寒问暖。陪我聊天。
这机关也很冷漠，我退下来了，朋友也没几个了。特别是在机关工作，这人情冷暖，格外明显。但若回老家去住，也没几个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