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建立之初，刘知远称帝，试图在中原地区恢复汉族统治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他倚重了一批文臣武将，这些人在协助刘知远稳定局势、对抗外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定，将相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滋生并不断恶化。
郭威是后汉的一位重要将领，他出身寒微，凭借着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军队中崭露头角。郭威为人豁达，有勇有谋，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在刘知远建立后汉的过程中，郭威忠心耿耿，为其冲锋陷阵，是刘知远麾下的得力干将。他所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为后汉的稳定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在朝廷的文官阵营中，苏逢吉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自幼聪慧，才思敏捷，凭借着出色的文学才能和政治手腕，在官场中平步青云。苏逢吉为人刻薄，心胸狭隘，在处理政务时常常独断专行，对武将群体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将相之间的矛盾最初源于权力的争夺和政治理念的分歧。在朝廷的权力分配上，郭威作为手握重兵的武将，自然希望能够在军事决策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他认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武将应该在朝廷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苏逢吉则代表文官集团，强调以文治国，认为文官应该在政治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武将只需服从命令即可。这种权力观念的冲突，使得将相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
例如，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郭威提出应该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增加军队的驻扎数量，并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以应对可能来自契丹等外敌的威胁。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军事计划，包括军队的部署、物资的调配等方面。然而，苏逢吉却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过多地投入军事力量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可能会引起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战争的爆发。他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文化交流来缓和与周边势力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武力。两人在会议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除了权力和理念的冲突，个人性格上的差异也是将相失和的重要因素。郭威性格豪爽，说话直来直去，不善于拐弯抹角。他对苏逢吉的一些做法常常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这让苏逢吉感到非常难堪。而苏逢吉心胸狭隘，对郭威的批评怀恨在心，总是寻找机会报复郭威。
有一次，郭威在出征归来后，按照惯例向朝廷汇报战功。郭威在汇报过程中，实事求是地陈述了战争的经过和军队的功绩。然而，苏逢吉却在一旁冷嘲热讽，故意贬低郭威和他的军队的功绩。他暗示郭威有虚报战功之嫌，并且在言语中对武将的素质进行了贬低。郭威听后，心中十分愤怒，当场与苏逢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两人的矛盾在这次争吵中彻底公开化，朝廷中的其他官员也被卷入其中，形成了武将和文官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
这种将相失和的局面给后汉的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军事方面，由于将相之间的矛盾，军队的指挥系统出现了混乱。郭威的军事计划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因为苏逢吉等文官在朝廷中进行阻挠。而文官们提出的一些政策，也因为武将们的抵制而难以实施。这使得后汉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抵抗力量。
例如，当契丹再次侵扰后汉边境时，郭威原本已经制定好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率领军队迎击敌人。然而，苏逢吉却担心郭威在战争中势力进一步扩大，于是在朝廷中散布一些不利于郭威的言论，并且故意拖延军队的物资供应。这使得郭威的军队在出征时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境，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最终，后汉在这次边境战争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边境地区的百姓也饱受战乱之苦。
在政治方面，将相失和导致了朝廷内部的分裂。文官和武将两个阵营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攻击，使得朝廷的政务陷入了瘫痪状态。官员们不再专注于国家事务，而是忙于互相争斗，拉帮结派。这种政治内耗使得后汉的统治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国家的治理也陷入了混乱。
百姓们也深受将相失和之苦。由于朝廷内部的矛盾，国家无法有效地组织生产、改善民生。同时，边境战争的失利和内部的政治动荡，使得百姓们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让后汉的社会秩序濒临崩溃。
后汉将相失和的局面，就像一颗毒瘤，在这个政权的内部不断扩散，最终使得后汉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走向了衰落。这一事件也深刻地反映了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中，内部团结对于一个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