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交谈之前，刘鸿森教授作为中间人，先把带来的这三个人挨个介绍了一遍。
史春雷，曙光电子厂副厂长。
钟嘉义，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李庆良，工业大学电力电子学院教授。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史春雷作为曙光电子厂搞技术的副厂长，也在为电子厂未来的发展方向考虑，但目前电子厂遇到了一些资金困难。
通过了解，他得知远盛实业现在发展迅猛，陈老板资金雄厚，有心找陈老板以股权融资的形式入股电子厂。
但是史春雷跟远盛实业没有半点交集，总要找个说话有分量的人来沟通。
史春雷听说刘鸿森教授在二色织担任产品研发顾问，而且厂里还给配了车，很有地位。
既然关系到了工业大学这边，那就难不住史厂长了。
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的钟嘉义教授，跟史春雷在70年代就合作，而且合作了三年，几百个日夜同吃同住。
曙光电子厂还是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的实习单位之一，两人这么多年一直有往来，关系相当好。
但是钟嘉义跟刘鸿森不熟，于是又找到了李庆良教授。
李庆良跟刘鸿森住一栋楼，两家的关系相当好。
于是史春雷和钟嘉义找到了李庆良，李庆良再带着他俩去了刘教授家。
刘教授觉得这是个好事，于是跟老钱研究了一番，两个人去找了谭雅。
最后，谭雅给陈元生打了电话，这才带着他们五个来到这里。
这一圈虽然绕的很大，但都是“实在关系”。
最重要的，史春雷这个副厂长，是个实实在在搞技术的副厂长，在业内威望很高，他是真为曙光电子厂的发展着想，绝对没有拉来资金自己能贪多少那种想法。
而且曙光电子厂还是有不少技术积累的，破产了也确实太可惜，能抢救一下就抢救一下。
这几位教授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才愿意帮个忙，牵个线。
陈元生对曙光电子厂有几个印象。
第一，曙光电子厂70年代研发的那款重达14斤的收音机，在80年获得过全国优质奖，在后世的20年代，那款收音机被收藏家们炒作到了一万块钱一台。
第二，曙光电子厂是2000年正式破产的，他们上马了一条Vcd生产线，产线刚投产，Vcd产业就崩溃了，其实是加速了厂子的破产。
第三，电子厂破产后的资产包，被卖给了一家专门处置这种资产的公司，在2006年，那块500亩的厂区，被地产商以每亩126万的价格拍走。
理论上来说，电子厂的包袱比二色织要小的多。
因为电子厂没有太多的贷款，没有重投资。
二色织要上进口的纺织机械，动辄千万。
电子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它的收音机、录音机生产线，基本都是手搓类型。
但是有一点，曙光电子厂是60年代的老厂，第一次扩建是在73年，职工年龄偏大，40岁以上职工占五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