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变并不依赖任何现实科学的支持，而是以某种难以言喻的方式强加而来。
不过，这也让王力瞬间获得了关于这些日本财团及其内部运作机制的深入了解。
原来，日本现当代的财团体系是在战后经济复苏期间形成的。此后，日本先后经历四次重大的经济衰退。
这些经济萧条给日本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
几乎在一夜之间，日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极其昂贵，工资水平更是达到了全球之巅，这对日本经济构成了严峻挑战。
由于不健全的经济基础，多次经济泡沫接踵而至。
但在他新得到的记忆中，这四次衰退被追溯到他的先祖派遣人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影响。
当时，日本财团的主要银行遭受重创，运营环境逐渐恶化，积累了大量的不良债务，利润下滑，坏账总量一度达到73万亿日元。
这四次经济萧条大致每十年发生一次，既是对经济自然周期的响应，也是国际力量对抗的结果。日本的经济发展并不平坦，充满竞争与争斗，激烈程度堪比战争。
以商贸立国、制造立国为目标的国家政策，在现实中主要体现为‘商权’的竞争。‘商权’的竞争涵盖了从资源开采到市场销售整个价值链的每个环节。
日本财团的核心机构——综合商社，在这场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全球贸易、投资、金融服务、人才流动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功能，事实上充当了财团甚至日本社会内部经济的总体协调员。
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总是综合商社先开疆拓土，旨在开辟贸易路径、掌控‘商权’，为制造企业的进入铺设道路。
比如，日本最知名的综合商社之一的田井物产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总共投入了大约4亿美元，参与投资的企业多达152家，但其在中国业务量占全球的比例仅为8%左右。
对像田井物产这样的大型企业而言，4亿美元虽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相对于其带动的整体效应而言，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实际上
尽管组建联盟不一定能直接减轻坏账或增强资本充足率，但它能通过优化结构、精简化组织、整合服务以及策略调整等方式实现成本节约，从而使银行整体规模得以扩大，更能应对坏账挑战。重组后的金融机构将更易于实现股权流动，从保护性的合作竞争向开放式市场竞争转变。
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需求（原表述中提到的“中国特需”）带来的推动力，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日本的企业界尤其是大财阀的成员，在全球特别是中国市场的活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表面上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实质上增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渗透乃至掌控能力。伴随国内经济环境好转，大企业的业绩增长也为银行处理信贷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稳固并提升了日本在全球债权国的地位。同时，其海外市场扩张策略使其更加接近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金融大国。
借助财阀体系的强大支撑，多家日企不仅抵御住了前些年的全球经济动荡，反而在某些关键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在21世纪初通过技术创新（主要是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确保了长久的竞争优势。通过跨国运作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日企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也加强了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消费电子及汽车制造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信息技术领域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战略的重点转向知识产权保护，日本逐渐调整了其经济增长模式，强调知识资本对于国家发展的驱动作用，逐步转变为依靠知识产权的国家策略。这一变化伴随了一系列经济结构改革措施，比如大银行之间的合并重组以及综合性贸易公司的战略转型，这些都体现了对国际资源和供应链掌控力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