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在华夏的传统观念中，是许多人的命根子。
故而，朱允熥对任何涉及土地的改革，都十分慎重。
它们与商税改革不一样。
因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经商在那些地主眼中，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虽然大家都在做，却是命令家仆，或者经由别人的手去经营。
赚了钱还得骂上几句，以体现自己的清高。
但土地不一样。
土地是根本。
对土地的经营不用藏着掖着。
耕读传家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故而，在朱允熥看来，朝廷限制地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却没有想到，杨士奇等人表现得竟如此轻松，让他极为不解。
“天下地，天下人耕种！”杨士奇道：“朝廷公卿还是要点脸的，我不相信他们有谁敢收取超过三成的田租。”
“太孙殿下的规定，还真影响不到他们。”
“相反，他们也恨不得将那些收重租，盘剥佃户的恶人都揪出来。”
杨士奇和他细细解释其中的原因。
地方乡绅的名声是十分重要的。
儒家读书人，不管背地里怎么男盗女娼，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面子上一定要好看。
要让十里八乡的百姓，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善人”。
收地租这件事，便是如此。
朝廷高官家里都有田地，少则几千亩，多则数万亩。
如果是勋贵功臣之家，田地就更多了。
这可不是北方的黄土地，而是南方肥沃的水田。
他们的田地出租出去，收取的地租，一般要比小地主家都要稍微低一些。
这才体现自己与人为善，对百姓存仁义之心，不愧为儒家读书人。
至于私底下，再通过管家，奴仆或者其他人，从佃户那里捞取更多的钱粮，则是另一回事了。
真闹得大了，那与自己无关。
都是底下人的使坏。
将管事之人打一顿，向百姓说明情况，百姓还会赞扬他到底是读书人，家风好，人品好。
所以，如今朝廷要限制地租，只允许收取最高三分之一的租金，这是朝廷的德政，仁政，他们又怎么敢公开反对呢？
就好像放贷高利贷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
然而，不管哪个朝代，朝堂上议论要限制高利贷，打击高利贷的时候，官员们的态度还是十分坚决的，支持从严管理，打击放高利贷的行为。
说白了，就是这种事情，在这些官宦地主家是不能上台面的。
可以私下偷偷让下面的人去放高利贷。
但都会通过第三方的手，绝对不会承认，这是自己家放的。
听完杨士奇的解释，朱允熥恍然大悟。
隐约想起前世读《红楼梦》的时候，凤姐悄悄去放印子钱，也是一样的。
偷偷摸摸的做。
要不然，传到外面去，贾家的名声就毁了。
就算大家都心知肚明，面子也都得装不知道。
社会舆论，道德评判，在这些事情上，还是表现出了十分强大的约束力。
再比如说，奴婢是没有人权的，地位十分低下。
每年被主人家用各种手段折磨死的奴婢，不计其数。
但朝廷说要立法禁止主家随意打死奴婢时，大量使用奴婢的官员，却没有谁站出来反对。
在面子上，大家都在说自己家对奴婢如何如何好，绝不会苛刻，虐待奴婢。
有谁家传出对奴婢很不好的名声，也是会被其他人指后背骂的。
这就好比后世的官员，只要不查，个个都是清官，谁说他贪污受贿啊！
在儒家读书人把持舆论的时代，这些官员，豪强，乡绅，可比后世的人还要虚伪得多！
善待租户这种事，没人敢反对。
谁不同意，谁就会成为千夫所指。
都不用朝廷的律法惩罚，外面百姓的唾沫星子，都能将他给骂得抬不起头来。
甚至同僚好友，都会对这样的人敬而远之，不敢与他交往。
儒家的道德牌坊的影响，在此时就体现出来了。
一方面，它禁锢了人性。
另一方面，它也对很多权贵阶层，土豪劣绅，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了实质上的有效约束。
他们要立道德牌坊，就必须承受其带来的约束。
特别是朝廷要推行相关政策的时候。
“仁”可是儒家道德的核心。
不仁，那就愧为读书人，愧为儒家子弟了。
至少在台面上，大家都必须“仁”！
“若是以前，要管理好租佃的问题，还真困难。”杨士奇笑道：“如今政通人和，各地官府完全有能力将此事办好。”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邮传部建立起来的监督发挥作用了。
以前这种事，朝廷发文后，地方官府很难将其落到实处。
“好，那便将这些措施，交付大理寺讨论，尽快形成具体的法律条文。”朱允熥听完杨士奇的解释，原本提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大理寺既已转型为专门的立法机构，自然要运转起来。
通过立法来规范官府衙门的行为，使得朝廷制定的政令具备可执行性，便是大理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