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每日出门走走看看,走累了，便拿出随身带着的书看了起来。
他身量高大，谁看了都得夸一句“长人”，走在街头本就引人注目,停下来读书的时候更是吸引了不少孩童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在霍善这个孩子王的带领下,西陵城的小孩儿大多都活泼好动且热情好客，一点都不怕生。
想问什么都直接问。
书这东西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稀罕物,即使江夏郡的造纸作坊已经遍地开花,但仅仅一年的生产量还不足以支撑起印刷书籍的需求,只能堪堪满足进贡、本土市场以及周围各郡的订单而已。
孔丘这些天看的是战国诸子的著作。
春秋时期学问这东西是垄断的，往往只有贵族能够接受教育,只有贵族能够识文断字,就连他一度推崇的“礼”,那也是“礼不下庶人”。
在那个时代里,庶人是没资格读书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求学。
从后人口中说起来,率先打破这个规则的人，竟是最讲究“以礼治国”的孔子,他提倡有教无类,一生收下门徒三千，发出了“百家争鸣”的先声。
战国诸子这些著作中哪怕是不同意他见解的，那也绕不开他这个人，时常拿他出来当反面例子费尽心思反驳他的观点。
孔丘读战国诸子的书,是一种很新鲜的体验。
就好像他虽然死了,但他的思想仍散落于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像是一颗颗种子似的到处生根发芽。
这些种子有的开出花来，有的长出草来,有的结出累累硕果，有的无声无息地开了又落。
其中仍自认是他传人的有与他一样辗转各国谋求任用的孟子，也有在稷下学宫“三任祭酒”的荀子。
那孟子虽一生都与他一样无法真正施展胸中抱负，生平著述却在一千多年后再次焕发光彩，成为后世那些读书人与外来学问抗衡的依托。
那稷下学宫聚百家之英才，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想想便觉热闹非凡，而荀子能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足见其才学冠绝当世。
稷下学宫所孕育出来的学问与人才，又如一颗颗种子般散落于世间各处。
孔丘笑了笑，手头拿着什么书便教他们念什么。
有时教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有时教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有时又教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口言之，身必行之”。
自家两个后辈自不必说，孔丘觉得墨子这人也挺有意思的，他和孟子讨论儒家问题，辩论得孟子都有点无言以对。
比如墨子坚持“明鬼”和“非命”。
也就是说墨子认为“鬼神”是明察天下的，它们将会根据你平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决定对你予福还是予祸。
这也就意味着你的寿命、贫富、高低贵贱并非是命定的，而是由你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你的命运可以由你自己去改变，天下的命运也可以由天下人去改变。
而文中的“孟子”持有的观点正好相反，儒家认为贫富寿夭都是命定的，个人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且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
墨子就嘲笑他：“你们儒家这些说法根本就是相互矛盾，如果世上没有鬼神，那你们年年费那么大功夫搞祭祀祭的是什么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们还劝人学习干嘛”
墨子此人的口才属于孔丘读了都觉得真了不起的程度。
只不过当你跳出《墨子》这本书再来看，兴许会发现不管是孔丘还是孟子的观点都没有书里写的这么极端，墨子很有点自己竖起靶子自己打的嫌疑。
比如孔丘在旁人问起如何“事鬼神”的时候，说的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起生死的时候，说的是“未知生，焉知死”——
这说明孔丘的想法是活着的时候好好干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别去讨论什么鬼神与生死。
孟子就更了不起了，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变置社稷。
没错，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如果诸侯危害到社稷，那就换掉诸侯；如果社稷危害到民众，那就换掉社稷！
这里的社稷，指的就是当时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作物丰收的祭祀对象。
倘若人们按时按点虔诚地向神灵献上丰盛的祭品，神灵却还是给我们降下旱涝灾害，那我们就要“变置社稷”！
神不保佑我，神都给你换咯。
就是这么直率又淳朴。
不管是哪一家的观点，孔丘都觉得其中有不少可取之处。
能够为了实践与传扬心中的“道”畅所欲言的人，其著作读来都可喜可爱。
相比于孔丘这个“无名之辈”，司马迁很快把他老师董仲舒安排起来了，不仅请他给江夏郡的教育问题把把关，还聚集本郡优秀学子来听董仲舒讲学。
可谓是既把自己这位老师捧得高高的，又把自己这位老师的用处发挥到最大。
孔丘跟着在后面坐着听了许久，清楚地感受到这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时代。
他不过是此处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