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客商则全都犯了‘奸罪’。
只要是与有配偶的良家妇女发生关系，都属于奸罪。
奸罪是分合奸者与强者，强者是重罪，比合奸者要罪加一等。
而奸罪又区分为四类，判刑需要按分类宣判。
比如，良人相奸，犯下的是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奸罪。
良贱相奸，犯下的是破坏社会等级秩序的奸罪。
亲属相奸，则是犯下破坏人伦道德的奸罪。
监临主守于监守内奸，属于特殊地点特殊人物，才会犯下的罪行，是属于破坏行政纪律之奸罪。
比如，这里，他们所犯下的是破坏人伦或社稷秩序的奸罪，皆先徒刑再杖刑，杖刑以杖百起步，按罪名叠加。
按照晋律，和奸者，男女各徒刑一年半，杖百，后流放三千里。
有夫者，徒刑两年，杖百后流放三千里。
强者,则各加一等。
涉及破坏社稷与纪律的，重则监候斩。
整个案件的真相被揭开后，宣判罪行，成了重点、难点。
难就难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梁茶叶商的那些继室，从最开始的被迫无奈，到后面的主动协助犯罪，是在迫于环境和梁茶叶商的威胁下，而从受害者，演变成‘犯罪协助者，也就是同谋’。
如果从严处理，那么这些已经改嫁的继室，都逃脱不了，被判刑。
在礼教的压迫下，梁茶叶商的那些继室的做法，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却情有可原。
大部分家族为了声誉，即使往往只能与‘罪犯’达成私了协议和解，或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将受害者女性嫁给‘罪犯’，再无情一点的家族，会选择将受害者女性送到尼姑庵或者让她们自缢，保全家族名声。
正因为如此，甚少会有奸罪会呈到公堂之上。
大部分情况下，涉及‘奸罪’的，都是以私了和解，或者家族私下处理掉了。
所以这一次的宣判，很可能将会是一次典型案例。
人命关天，需要慎之又慎。
法律是什么？
在黄县令看来，法律是扞卫正义的武器。
他一直都在追逐正义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进着，但是，一直无法触摸到边缘。
更多的时候，正义是具有相对性的。
一般而言，我们无法真正的实现绝对的正义，只能在夹缝之中，选取更接近光的存在。
而在这个礼教森严的环境下，有些光，太过刺眼，反而伤人。
比如这个案件中，涉案的这些女子。
不论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在案件曝光以后，不论她们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场，还是以协助犯罪者的身份出场。
最终，她们的人身利益，都会受到侵犯。
人言可畏。
流言猛于虎。
无形的利器，能杀人。
他每一次升堂、断案、宣判，布告栏的法律科普……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宣扬法律，让百姓懂得拿起法律这个武器，扞卫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让百姓从此畏惧法律。
只有当百姓相信法律，会保护他们，那么，这个社会，才能真正达到法治和谐。
否则，法律就是只空谈。
无法被信任的法律，就相当于，形象工程制作的空壳子，一无是处。
这个案件刑讯结束，还原了真相之后，黄县令没有着急升堂审判。
而是寻找合适的人，商谈案件如何审判，定罪。
被他看上的人，有三个。
一个是他当前的直属上峰，京城府尹戴府尹。
一个是这个时代的最高法院，专门掌管刑狱案件审理的大理寺最高长官，大理寺卿。
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当权者，皇帝。
他将案件的证据复刻了三份，分别附在他的请教折子后面。
他请教如何宣判的文书中，列明了律法应该宣判的结果，也将自己的想法写了上去，并提出了容情后的三个宣判方案。
京城府尹戴府尹和大理寺卿的由驿丞送过去，皇帝的那份，让波本送过去。
接下来，他除了等待上面给出答案，就是暗中调查康知府。
梁茶叶商的案件，虽然引出了康知府有贪污受贿的嫌疑，但是，由于梁茶叶商献媚失败，导致案件证据不足，难以由这个案件，牵扯到康知府，并将其定罪。
但是，康知府如此嚣张行事，很显然，对方做这样的事情，已经相当轻车熟路了，一看就经验丰富。
即使如此，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也只能先调查，再徐徐图之。
乔县丞在得知，黄县令已经查明真相，却将案件下压，不升堂审判时，他带着疑惑，前来审讯室找黄县令。
黄县令在审讯室内，和谢主簿讨论，关于冬季雪灾和寒潮的提前预防和布置，制定应急预案。
粮食储备自是不必说，早在秋收时，已经确定好了储备数量。
至于粮食调运方面，当时按照往年容易受雪灾和寒潮影响位置的附近粮仓，确定了大致的调运储备数量，和调运路线。
只不过，这是基于往年县衙记录和走访后，得到的数据，不一定是真实情况相符合，所以，为了能在灾害到来之前，做出更好的预防，以及灾后做出最迅速的治理，他们还需要一套切实可用的应急预案。
建立临时避难所?和保证取暖?木材的储备，也成了侧重点之一。
黄县令和谢主簿，正讨论得相当热烈时，乔县丞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论。
黄县令将写满字的宣纸放到一旁，才请乔县丞进门。
乔县丞见到黄县令和谢主簿后，爽朗地和这两位上峰行礼，打招呼，然后寒暄了一番，才点明了自己的来意。
“黄县令，这梁茶叶商行径如此令人不耻，如今终于真相大白，您为何还要将案件压下，不开堂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