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普通士卒的饷银标准是每人每月一两五钱银子，粮饷是每人每天两斤半左右，很多时候饷银还不能足额给付，而是以等价的粮食、布帛、油盐等物品替代。
北方边境战乱连连，军事压力大，虽然军队中的贪腐情况严重，但有朝廷的财政补给倾斜，军官将领也不敢把手下骄悍的士兵逼急。与之相比，在大明内地承平日久的江南情况则更为严重，上层将官不仅吃空额空饷，还克扣拖欠军粮饷银，层层盘剥之下，最终能派发到士兵手里的不过十之一二。
卫所的士兵原本就拿不到太多饷银，但在军中服役好歹能混个温饱，现在军粮也被克扣了，温饱都不能得到解决。那些军户更是煎熬，原本就没有饷银，耕种军田获得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上缴。一些将官凭借权势地位强行占有军田，无地军户被迫变成了佃农，只能租种他们的土地。
这样一来，国家的田地变成了私田、隐田，国家的军户变成了私人的劳力。长期如此，军队兵源、徭役人力日益减少，国库赋税收入日益降低，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力被极大削弱，地方势力则快速壮大，脱离了朝廷的掌控。
底层农民、军户和卫所士卒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温饱无法保证，朝廷对南方地区各卫所的控制也难以维继。
就在这时，财大气粗、掌握南方粮食命脉的江南士绅们出现了。
他们利用在科举中的优势以及在朝堂上的权力，培育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扶持、安插大量官员在各层级官府之中，基本上掌控了大明南方的地方权力。
天启初年的移宫案、东林党争、阉党乱政等事件，都不过是皇帝在与各方势力角逐、争权夺利罢了。
皇帝竟然要与“我们”争权，那还得了？赶紧安排一下“落水”、“惊吓”，继而又在医疗、药物、饮食等各处做手脚，意图再次使帝位更迭。
只可惜，来自后世的灵魂阻断了这一进程。
保住自己的性命后，朱由校利用阉党，也就是“帝党”，逐步收回权力，开始在北方各地施行改革，抓捕抄查士绅官商，将大量钱粮掌控在手，使得帝党有了足够的底气，能够与士绅和文官组成的“江南集团”相抗衡。在北方，皇帝大力扶植厂卫，强化特务机构的权力，死死握住军权，使得帝党的势力要强于江南集团。
这极大触碰了江南士绅和文官集团的利益。江南集团只能着手南方，渗透卫所，掌控军队，私下里打造、购置武器装备，招募人马、训练成军。同时拉拢南方各地方势力，特别是利用朱由校削除山东藩王一事拉拢诸多身处南方的藩王。
江南集团财力雄厚、资源丰富，直接以高薪厚禄收买了许多卫所指挥使，又以高于朝廷、并能实际发放到手的饷银安抚控制中下层将官和兵卒。
在得到建奴准备叩关入塞的消息时，江南集团中以赵之龙为首的武勋一系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营造声势，宣称要率大军效仿洪武年间徐达、常遇春壮举，北伐攻克北京，意图吸引朝廷注意力。
谁料朝廷那边除了诏令曹文诏平叛，就再没有一点反应，朝廷大军仍然停留在京师周边，压根就没有南下的意思。赵之龙一度直接带兵北上，但他的人马前脚刚踏入淮安府，那边就收到曹文诏率部直取扬州府的消息，吓得他立刻回师扬州，曹文诏也缩回了凤阳。
赵之龙也曾率一支万人队伍试探性地进攻凤阳，但他的队伍刚刚进入泗州地界就遭到迎头痛击。登莱军二师展现出了极为强悍的战斗力，仅以一个团的兵力就取得胜利，以少胜多，打得赵之龙队伍一溃千里。好在赵之龙留了后手，安排人马在后方接应，否则自己差点就成了曹文诏的阶下囚。
由于曹文诏的登莱军在凤阳虎视眈眈，而张拱日在浙江受挫，连福建都未能迈进去一步，沿海水师又尽数被南居益和郑芝龙掌控，使得赵之龙的北伐行动只能一再推迟。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建奴举倾国之力的进攻短短一个月就被化解，皇太极狼狈逃出将军石关。曹文诏在凤阳府又整备好了凤阳军，随时准备南下。江南集团也就彻底丧失了北伐的最好时机。
江南集团这次起事雷声大雨点小，下层的将领兵卒逐渐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人心久之也会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