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当国十二年来，朝堂上总体而言是改革新派官员占主流的，但保守派依旧顽强地存在着。
比如当年汉金大战爆发，便颇有一种论调，认为朝廷在东北羁縻即可，不宜实地占领，更不用耗费大量财政投入去移民、修路，到头来还是人财两空。
攻灭西夏，又是同样的声音和论调，认为西北荒凉，土地收之无益，朝廷要将岁入的多半投入到新收复的土地，投资大，收益小，国朝西界维持在河西走廊就可以了。
于是有心人一统计，发现反对声音多来自江西行省籍贯的官员群体，便有人上书，说江西官员结党，被王伦训斥了一番。
前宋就有新旧党争，可以说前宋的精英们几乎都被内耗消磨掉了，不要说王伦，就是新朝的官员们也都尽量避免再来一次党争，难得刚过几年安稳日子，是要惹得皇帝再掀大狱么？
新朝可不是前宋，没有“刑不上士大夫”的祖制和规矩，当今坐在龙椅上的这位陛下，是真的敢动手杀人的。
这让江西籍官员在新朝官场名声便很不好，朝廷灭金国、收漠南漠北，得益的是整个北方诸行省；收复高丽为行省，沿海诸行省也都跟着受益；兵出西域，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受益的范围可就更加广泛了。
至于岭南的两广，更是闷声发大财，朝廷通过市舶司梳理海贸，东南诸国的商船不断，甚至广东百姓还期望朝廷对东南继续探索。
对于为什么江西行省变成所谓的“国朝保守派大本营”，王伦认真派人调查，收集了各种情报后，发现原因也很简单。
传统的“江南地区”，也包含江西行省，隔壁的浙江、福建二行省，境内多山，百姓们习惯海贸，尤其是福建百姓，北面能跑到高丽，东面开拓流求，南面能跑到后世的东南亚，可以说是华夏最有开拓精神的那一批人。
在天下产粮区从江南行省一带向两湖行省转移后，依托长江水运，沿岸各行省基本上都还过得去，唯独江西行省很尴尬。
江西北面临着长江，东面是武夷山脉，洪都府以南多山岭，偏偏行省人口众多，占了天下的近十分之一。
虽然韩世忠领兵南下清剿梳理了一番，但江西行省的百姓均田亩数远远不如西边的两湖行省，省内南北经济差异又大，从前宋时，这里就文风昌盛。
所以在王伦推行了学堂制度的改革后，适龄儿童入学率最高的就是江西，比王伦起家的老根据地山东还要高。
百姓崇尚求学，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好事，但王伦要推行的是新学，新式学堂师资力量不足，江西行省就在前宋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私塾以及私塾性质的民办学堂。
新式教育的老师数量不够，于是传统的儒学弟子们就当起了教师，江西行省的儒学风气，堪称国朝最浓厚的。
儒家重农而轻商，强调阶级，强调礼仪，认为接受了儒家教化的都是君子，而未受到教化的都是小人，在理想主义状态下，君子就负有教化小人之责，最终目的是完成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