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城延福宫西北角的翰林院，王伦正与一群翰林大学士、学士、直学士们座谈。
朝廷既已经决定修编《宋史》《辽史》，王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是要表明态度的，比如他要以皇帝的身份，对前宋的帝王、文武臣子的所作所为做一些定论。
前宋的翰林院，主要负责替皇帝草拟圣旨、内制等，翰林学士也会充当皇帝的顾问，但是新汉的翰林院，则将前宋的一些在京衙门的职能包括了，主要负责国家图书馆、书籍的校对典藏、各种分科技术的研究，更类似于将后世的中科院、工程院、国家图书馆等职能一并包含。
负责修编《宋史》的人员是分组修史的，即某个组专修某个皇帝以及同一时期官员的史料，于是争论就出现了。
对于宋太宗的评价，修史人员仍旧秉着“为尊者讳”的原则，认为“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
但是王伦觉得这个评语太过了，宋太宗固然在文治上颇有些亮眼的地方，但实在当不起“贤君”二字，他与众臣讨论了数次，在王伦的坚持下，宋太宗被认定为刘宋文帝刘义隆一般的帝王。
实际上王伦觉得宋太宗整体还不如宋文帝，刘义隆固然“元嘉北伐草草”，但起码一生都在坚持北伐，可以认为他方法论不对，但不能否定他的立场。
因此王伦对两部史书的修编人员提出了一个要求：不夸其功，不掩其恶，有功则赞，有恶则贬，要实事求是。
他读过《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虽然都还没全部读完，但觉得欧阳修、司马光的政治立场是有些差异的，这种立场的不同，导致了二人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王伦的思想。
所以他希望修史的人员们能够坚持史家“秉笔直书”的原则，哪怕是他本人死后，也既不要掩饰，更不需要刻意夸大。
这让翰林院的一群文人们第一次见识到王伦的豁达，也明白了自己该如何修两部史书了。
人群中王伦特意关注了两个人，第一位是范雩，他是赵佶宣和六年的进士，前宋灭亡后，范雩本打算回到家乡苏州吴县隐居，但王伦需要安抚前宋遗留的臣子，尤其是赵佶退位之前最后一批录取的进士，所以范雩也被留在了京师。
他被转入翰林院担任校书郎，负责审验前宋皇室收藏的各种书籍，完成校对后便送往印刷作坊出版，作为国家承认的可以当作教材的书籍使用。
范雩比王伦要小，他的儿子已经七岁了，当然这里是虚岁，范雩正考虑着将儿子从吴县老家接来，在东京城入小学堂学习。
他的儿子名叫范成大。
至于另外一人，则是赵佶政和年间的进士，曾在淮南西路出任提举常平，王伦入主东京后，他便主动辞职归乡隐居读书。
这位陆宰乃是越州山阴人，回到家乡后热爱藏书，又在朝廷的政策鼓励下开设了印刷出版作坊，便与王伦开设的巨野山阴堂在出版行业得了“南北两山阴”的美名。
越州会稽府文风昌盛，陆宰善经营，数年之间就与本地的石家、诸葛家并称藏书三大家，故而朝廷曾派人往会稽府求取书籍，以补充入翰林院图书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