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漕运河道疏通挖掘的淤泥，农学堂的教授和老农们建议可以堆肥入田，我等已按照建议挑选了试验对比的田亩，明年开春后可见成效。”
说话的是王定六，他一直被王伦按在后方负责船只货运调度，也算是磨练出来了，这一次四条漕运河道疏通，他就是副主事，诸般事务调度得井井有条。
王定六受封一等句容县男，王伦觉得多少有些亏待了，毕竟小伙子自投梁山之后任劳任怨，只是他的工作很难在功劳上体现出来，评定爵位时不好认定，封伯有些高，便定了一等男爵。
自古修路挖河都是重苦力的活儿，王伦当初许诺，被淘汰下来的前宋禁军官兵，只要修缮疏通了漕运河道，就此放归家乡。
他有意效仿后世设工程兵，专一做大型的国家工程，但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有定下来。
王伦不相信后人，他可以十分肯定，一旦他死后，或许只要再过一两个皇帝，国家正规军队就会被皇室、权臣们利用，被大规模用作各种非官办的工程当中去。
大唐、大宋已经活生生地展示过了，武则天时期大唐的府兵就被当作免费的劳动力和奴仆使用，导致府兵逃亡严重；大宋更是将厢军变成了工程队。
他好不容易才挽回了一点儿男儿当兵的口碑，总不能只坚持一代人就消失吧？
王伦才不会相信自已在位期间能够形成什么万事不移的定制和祖宗之法，别看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好似大宋的守旧派都多么坚持祖制似的。
实际上儒家提倡“权变”，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思想，守旧派看似守旧，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罢了。
不然为何司马光上台后，没有全盘推翻王安石的新法，反而保留了许多对自身所在阶级有利的新法？
王伦要推行改革，除了制度变革外，思想上的革新也相当重要。只是王伦对儒学的研究不够深，他也没办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出来。
自王安石变法后，大宋就形成了荆公学派，同时还存在着周敦颐所创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以及程颢、程颐的二程洛学。
随着王安石去世，支持新法的核心人物相继故去，洛学渐渐占据了上风，其他学说都已经式微。
王伦提不出新理论，但不重要，他决定先把事情做好，尽力寻求各个阶层、各个团体之间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满足多数人的利益追求。
他相信只要朝廷的事务做到位，到时候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