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华夏说》一文的扩散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飞速传遍了江淮及齐鲁之地后，又顺应着各地秋闱的解试结果，迅速地影响到了京城。
一时间，京城士林大半的人都在议论这篇《少年华夏说》。
只是，天下脚下、大宋中枢，看待这篇雄文的观点自是与他处不一样。
一般人只能读得出这篇赋文里的壮志凌云，但也有人读出的却是不可告人的叵测居心。
这日，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家里来了客人，正是时任给事中的朱光庭。
刘安世，司马光的弟子，以直谏而闻名，世人称之为“殿上虎”。
元佑年间，虽然朝廷已经被保守派牢牢地占据了，但是在他们齐心把新党都压下去之后，内部又分裂成了洛党、蜀党与朔党三派。
刘安世与朱光庭都是洛党中坚，两人此时又恰巧都在负责谏议的御史台。
之前贾易被外调一事上，洛党再输一城，一直在想法找个法子扳回来。此时，正好把眼光盯在了《少年华夏说》一文上。
之所以盯上这篇文章，除了因为它最近太火了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据说此文的作者，高邮军解试的解元，正是秦观的族弟。
而秦观的老师是谁？蜀党的领袖苏轼啊！
高太后虽一度曾被后人称为宋朝的“女中尧舜”，但她在执政期间最失败的一件事，就是制造了大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车盖亭诗案。
即使有旧党之中的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人求情，也未手下留情。此案的苦主前任宰相蔡确，被毫不留情地一贬再贬，最终客死岭南。
只因诗中有言影射高太后为武则天。
也就是说，高太后的软肋，就是被人攻击她的得权不正。
也正是如此，几年后的今天，不甘失败的刘安世，从这篇众人多赞的赋文却读出了别样的内容。
“少年如朝日，老年似夕阳；少年如虎啸山冈，老年似瘠牛卧塘……哼！”
刘安世放下手中的抄本，对朱光庭说，“公掞【注：朱光庭，字公掞】是否觉得，此子狂妄至极！忤逆至极！他是想说谁是如今朝堂之上的瘠牛夕阳呢？又是想说谁是国政之中的大漠老僧呢？”
朱光庭听闻顿觉眼前一亮，此文居然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吗，甚妙甚妙啊！
此时小皇帝赵煦已经十七岁，大婚后的第二年。但是太皇太后高滔滔却一直没有还政的意思。
在小皇帝数年如一日的恭敬顺从以及太皇太后的慈爱勤政背后，正掩盖着汹涌云起、难以按下的矛盾危机。
一般人，都是十分自觉地远离并回避这样的风暴源。
而只有眼下正处于失败边缘的洛党，才会如溺水的人一样，企图抓住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哪怕是与自己同归于尽的也成啊。
“这篇文章分明就是在挑拨太皇太后与官家的祖孙之情！”因为正是私下沟通，朱光庭不怕直接说明最关键的要点。
两人相视一笑，便确了接下来两人分别需要去准备的事情。
没两天，十几份弹章就迅速递到了高太后的寝宫之中。
这些弹章中，有弹劾高邮军学子、右宣义郎秦刚擅弄文字、妄议朝堂的，也有弹劾知高邮军毛滂结党营私、解试舞弊的，当然围绕的都是同一个中心——那篇《少年华夏说》。
以秦刚这样一个尚未得到实职差遣的从八品小官，竟能引来御史台的一片绞杀之声，这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一件事。
而这些弹章又最终能递到高太后的面前，实在是因为刘安世他们抓住了高太后最大的弱点：她最怕别人质疑她手中权力的不正。
也正因为如此，政事堂的诸位宰执们，虽然很看不起刘安世等人这种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手法。但是对于这样能把太皇太后都牵扯进来的弹章，既不能去一一压下，也无法回避，最后总是要呈于高太后之处，进行最后的御决。
这几日，一直身体有恙的太皇太后也算稍稍好些，几位宰执也都来到太后寝宫外殿请示。
“此竖子何其无理！地方的考官何其糊涂！”在看完了几篇主要弹章之后，再去读了《少年华夏说》的高太后，已经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连连拍案而吼，“这都是哀家赏出的好俊才，这也是哀家拔擢的好官员。他们眼中，还有没有官家尊严！他们的笔下，还有没有是非公论！”
的确，如果是论及其他政事，高太后还算得上有着励精图治与执政清明的眼光与手腕。
只是可惜，只要一旦会涉及到“撤帘还政”的话题，她便会在一瞬间进入一种老年妇女独有的暴怒情绪之中。先前的“车盖亭诗案”如此，此番的“高邮解试案”亦如此。
高太后在帘后的暴怒有如阵阵狂涛袭来，台下的宰执们恭敬地站起，只能以微弱的声音劝阻太皇太后保重圣体，不可过于动怒。
在发泄了太多的怒火之后，高太后又陷了一种无比幽怨的悲伤情绪之中：“想当年，哀家只是因为受到了神宗皇帝的嘱托，才和官家升殿听政。在这九年之中，你们都说说心里话，哀家可曾给过娘家人什么特权、什么好处？哀家又何曾偏袒过哪位功臣贤良？就只是为了做好这宫廷的公正无私，就连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病死，哀家都没有见到啊。”
在殿内的另一边，如同木偶一般的小皇帝赵煦，依旧保持着他那张数年如一日的木讷表情，既没有因这些弹章所述的挑拔说法而愤怒，却也没有祖母被世人误解之后的悲伤。
他所能做的，无非是在各位宰执空洞无力的“请太皇太后息怒、保重御体”的劝声中，机械地一同站起，喃喃地和声而说：“请大娘娘息怒，保重御体。”
最终，还是老成持重的范纯仁提议：“言官弹章所言，还当付有司进行核查。尤其是针对知高邮军毛滂解试舞弊一事，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方可定罪。老臣请太皇太后谕旨，可着大理寺派良贤公正之员为钦差，往高邮军彻查此事。而关于学子秦刚赋文之罪，也宜一并查清之后再作定夺。”
其实，政事堂的几位来之前已经有过商议，“因言获罪”一直都是大宋官员最为忌讳的事情。
谁平时不写点诗词歌赋？谁又能保证哪天会不会被宵小盯上，在字里行间挑刺找事？依着几人的原本想法，这件事只须留中不发即可。
只是因此许我奏章都直接言明触及了太皇太后的逆麟，没有办法正面阻挡，只可通过拖延的方法另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