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叶川从一开始就注重数据分析。因为华德产业园区和花锦记服装厂的存在，京城里已有头脑的居民和一些企业逐渐形成了一个产业群。花锦记每天所需的原材料量巨大，因此南方的布料厂和配件厂纷纷在京设立仓库，专门向花锦记供应原材料。一些市民甚至成了花锦记的批发商，通过加价进行二次批发，逐渐形成了早期的批发市场。
花锦记的目标是从事时装生意，服务所有客户。而花舞和锦客两个品牌则采用专卖店模式，在各城市的繁华地段开设门店，店内统一装修，标价公开透明，除自家折扣外一概不议价。这一模式迅速产生了品牌效应，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
如果你想砍价，可以选择花锦记的品牌；如果你追潮流讲究时尚，就选择花舞或锦客；至于不缺钱的人，则可以直接选择安吉拉。花锦记服装有限公司涵盖了高中低各个档次的服装。
目前的服装市场仍以国营企业为主导，但在款式设计上已远远落后于花锦记。很多国营厂家只能跟随花锦记的步伐，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国营企业的成本高企，即使不赚钱只是为了扩大影响力，价格也依然高于花锦记。
叶川正是看到这一市场机会，才大胆地扩展业务，不惜巨额资金在各城市开设直营店。虽然阿迪达斯和耐克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成功，但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作为运动品牌之一的锦客，其销量已经远超这两家的总和。除了价格优势外，花锦记的品牌已经在消费者心中根深蒂固，难以动摇。除非花锦记自己的品牌表现出现问题，否则外国品牌无法超越它。
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叶川也意识到集团的不足之处。由于扩张得太快，缺乏足够的管理人才来管理各个部门。因此，在汽车分公司的成立后，他在集团内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核。得分高的员工会被纳入集团的人才库，并接受重点培养。通过评估的人员将逐步被安排到管理岗位。
中国的九十年代可以说每天都在变化，这种快速发展为许多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但也使许多商家感到措手不及。国营企业在这种环境下尤其难以适应。自五十年代形成的僵化思维模式使得他们在新时代难以生存。因此，进入九十年代后，许多国营工厂面临着订单锐减、运营日益艰难的问题。
叶川对未来的发展了然于胸，他看到许多国营工厂已经在财政上捉襟见肘，难以维持多余的人员。一些工厂的厂长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却无力解决。许多工人其实是在“吃闲饭”，但想要解雇他们又不太现实，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京城有三家国营服装厂，其中两家的效益每况愈下，叶川对此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将它们收购。
然而，他现在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将工厂出售给个人；二是收购后如何安置这些工人？熟练工人还好处理，但那些坐办公室的人则不值得留下，毕竟华德是私人企业，不会养活不劳而获的人。此外，厂里的一些设施也是一大难题，比如有的工人一天就是拿着报纸喝喝茶就能混过去，这些都成为了棘手的问题。
一座工厂附属的幼儿园，拥有十多位教师；而工厂办的学校管理层更为庞大，包括众多的校长和主任，大多都是工厂领导的亲属。
叶川对这家纺织厂的组织结构提不起太多兴趣，但对厂内的机械设备感到十分好奇。尽管这些机器并非国际上的尖端产品，但它们即开即用，通过多年的实际使用，几乎不会出现故障。
然而，叶川最为关注的，还是工厂中的技术骨干们，这些人才是最为核心的存在。
他也曾尝试邀请这些技术员加入自己的团队，即使提供的薪酬翻了几番，响应者仍然屈指可数。人们心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担忧，认为相比于稳定的国有企业，私企显得不太可靠。
王成国是京城里一位大型机械制造厂的工程师，早前他的月收入不足一百元。进入90年代后，工厂的运营开始出现问题，连按时发放工资都成了难题，更别提奖金了。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妻子常常为此责备他。
当时，华德集团找到了王成国，提出请他加入。然而，起初他对这一提议并不热心——国营工厂虽然收入不高，但也算是稳当，他不确定像华德集团这样的私企会不会一夕间倒闭，到时候再想回老单位都没机会了。
然而，留在原来的工厂也让他心烦意乱。作为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他在那里却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余地，工厂设备老化、效率低下，让他深感不满。
直到华德集团第三次上门，并承诺每月薪资不低于500元加上每年的奖金，王成国才开始心动。
他与妻子育有三名子女，一家五口人拥挤在一个老居民区的家中，他的爱人是一名家庭主妇，家庭收入始终捉襟见肘。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后，通货膨胀急剧上升，与80年代相比，每月那点儿薪水购买力大幅下降。
经过深思熟虑，王成国最终决定离开原有的大型机械制造厂，转投华德集团的怀抱。
公司高管最初打算将他安置于刚刚组建的汽车分部，但在叶川的坚持下，他最终成为了华德研发中心的一员。
王成国第一天上班时，首先去了人力资源部门报到，并领取了自己的工作制服和餐票。他来报到的日子早已有安排，华德研发中心特地派遣专员接待了他。
“王先生，您好！我是来自研发中心的研究员，我的任务是辅助工程师进行研究，以后请您多关照，你可以叫我小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