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碰上要办红白喜事都是一脸凝重，往往一场宴席下来，家里就平白的多了一笔沉甸甸的外债。
它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你的心头，透不过气来。
那个时候的摆酒还没有后世的奢侈和浪费，相对比较务实，办酒席用的菜都是自家菜园子里面摘的。
可是即便如此，有很多东西也是农村所没有的，需要用钱去购买，老三叔是个爱面子的人，宁愿借债也不愿丢了面子。
谭震记得上一世就是因为建房还有办酒席欠下不少外债，一直到谭震读中学都还没有还清。
刘英很早以前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了，她就像一只过冬的老鼠一样，在家里的木箱里面储存了不少好东西。
有去年就存起来没有吃完的糖果，有放了很久的粉条，还有托人从外地买回来的香菇干、木耳干、黄花菜。
刘英从木箱里面拿出来的时候，谭震甚至看见里面有不少虫蛀的痕迹，显然放的时间已是有些久远，看的谭震也是心酸不已。
为了囤积这些物资，想必母亲也是花了不少心思，农村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不管办什么事情，靠的就是一个字“攒”，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攒”出来的。
不管是建房这种大事，还是举办宴席，都是很早就计划开来了，没办法，穷家富路嘛，就连这场酒席，母亲也是很早以前就在计划，今天才得以实施。
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不过今天刘英还是很高兴的，疲倦的脸庞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毕竟自己的辛勤劳作还是有了结果，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再也不用享受那种“冬天寒冷夏天闷热的棚屋”生活了。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家里有了“额外的收益”，老谭家估计建好新房，就得债台高柱，就像上辈子一样，每年年关都在为还债操心。
回想起曾经的过往，谭震就倍感心酸，以前每年大年三十，当谭震和弟弟兴高采烈准备过年的时候，父母总是一脸的沮丧。
那个时候的他们显然是无法理解父母心情的，在他们看来，春节是快乐的，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现在回想起来，春节对父母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往往是债主一上门，父母又是一阵卑躬屈膝，一番哀求，都是乡里乡亲，知根知底，债主往往都是在一声叹息中怏怏而归。
是赖皮吗？不是！是当时传统的农村经济束缚了农民的发展，导致每年过年都是新账加旧账。
说实话，那个时候的农村家庭就很少有不欠账的，尤其是那些老实巴结的农村家庭，债务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让人格外难受!
谭震家的亲戚挺多的，不过生活大都不富裕，大都是农村朴实的农村人家，谭震看了一下贺礼，大都是脸盆，暖水壶，铁桶之类。
其中送暖水壶的人最多，好家伙，居然有十几个，这下可使劲造了！
当然也有随现金的，基本是2元一位，要论价值的话，今天这顿铁定亏本。
就好比你花巨资请亲戚朋友搓一顿，然后换回来一些生活用品，其中还有不少是重复的。
当然账不能这么算，农民兄弟的人情开支都是这样，不像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办酒席，那就没有不赚钱的。
农民兄弟办酒席是含着泪，咬着牙办的，打碎了牙齿也只能往肚里咽。
吃完午饭，有些比较远的亲戚就开始告辞回家了，谭震家比较远的就是嫁到粤省的六姑妈，走路回来单程都要三个多小时，来回六个多小时。
说实在的，对她来说，回趟娘家真的不容易，也非常的辛苦。
母亲拿着报纸包了一些糖果，又拿薄膜袋装了一些没有吃完的猪肉装到姑妈的袋子里，姑妈不肯要，又要拿出来，说是帮不了娘家就算了，还要拿东西回去，来回的推辞，往往母亲塞进去，姑妈又拿出来。
最终的结果还是母亲占了上风，于是母亲和姑妈“在客气的争执中”含泪而别。
那个时候，每次红白喜事过后，你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小时候自己总是觉得这些大人就是矫情，推来推去实在有些别扭。
现在想起来，这或许就是农村人最朴实的地方，它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