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政事堂。
曾布等政事堂群相请向太后权且一起处分军国重事。向太后拒绝道：“兄终弟及，官家已经成年，何必还要我这个老婆子垂帘听政。”
官家赵佶这时候做出了表率，恳切的说：“太后，我一直在外做王爷，从不理会这些军国大事，仓促之间如何熟悉，要是闹出事故于大宋无益，先皇刚刚大行，还请太后训政以安朝堂。”
赵佶拱手把权力让出去，不能不说他的聪明和理智。他这个官家是向太后一手捧上来的，朝政他也确实不熟悉，他才刚满二十，不缺时间。他的这个态度已经为他赢来满堂喝彩。
政事堂群相再次督请向太后训政，大宋又一次来到由太后主政的时代。政事堂这群新党的相公们，他们得为自己的这个选择付出代价。训政这个词看似比垂帘听政更为激进，实则并不如听政那样，“训”是为培训，这更像一种共治，决议也是由赵佶先选择，最后由他交给向太后再商议确定。
朝廷中枢以吏部尚书召大名府韩忠彦回朝，以礼部尚书召真定府李清臣回朝，进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简侍读。
李清臣不再多述，作为新党中坚，他实在是类似旧党范纯仁的官员，谨守士子底线道德。黄履是相对激进一些的新党，在政治上影响不大，算是新党后期之秀。
韩忠彦则是不折不扣的旧党中坚，当年旧党当朝，他就知枢密院，这次也重新回朝。
似乎每个当政的宋朝主子最初登基都是如此，尝试弥补新旧两党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伤疤，这也是一种表态，新旧两党不要如此对立。就政治而言，到了赵佶这个时代，这已是一种天真。这个时候的士子集团已经完全分裂，以前相互之间的温情荡然无存，只剩下各种各样的相互攻讦，在道德上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高太后去世，赵煦当政六年用章惇为相，章惇治政能力很强，他领头的新党对旧党的打压同样最狠。当时，随着李清臣外放立朝和许将越发的沉默，政事堂群相职位并未补齐，后期甚至谏台都失去作用。章惇少了掣肘，为了自身的权威，他一直不遗余力打压其他人，也能办成很多事。
章惇为山陵使，这是每个首相的惯例，他的尚书左仆射还在，但这个时候章惇已不再发言保持沉默，曾布事实上话语权最重。
韩忠彦、李清臣和黄履的任职出自赵佶，有向太后的意志在。朝堂所有的官员清楚这不是他们三个人的终点，奏对后一般是充任政事堂各副相职位。
向太后理念方面是偏向旧党，向太后和当年高太后有个最大的不同，她对治政并不感兴趣，她真正想抓在手里的是宫中的权利，打理后宫和宗正府这些皇族事宜。
向太后和赵佶这个组合很有温情，相互配合。向太后喜爱赵佶，赵佶尊重向太后。赵佶生母走得很早，向太后是他嫡母，从小就很照顾他。赵佶做闲散王爷时候封赏就最重。
向太后把精力放在了后宫，她把孟婵召回来复皇后之位，追封赵佶已故母亲为太妃，同时寻陈太妃亲族后人赐予闲散官职。赵佶最初不在意，他和母亲这族基本断了联系。后来还是身边人给赵佶解释，这是从身份上提升他的地位。他是官家，他的母亲不能只是一个去世的先帝妃子。投桃报李，赵佶也提升了向太后娘家一族的官职和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