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不仅识字，而且在刚即位时十分好学，他切责刘一景的话就十分恰当适合，也展现出了良好的天赋。
听了皇帝的话，刘一景只得再次谢罪，天启命他起身，站回原班次。
此时皇帝只得问本兵黄嘉善道：“本兵看来，辽事如此，该以何策应对？”
黄嘉善道：“经略臣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最为恰当，廷弼原本在辽东经略任上已经使东虏不敢擅出，奈何因党争去位，今又重新为经略，如果朝中能鼎力支持，辅臣适才所说的熊廷弼足以平定虏事，并非虚言。然而廷弼屡次上奏，其与抚臣王化桢不和，多方布置皆有冲突，督、抚不和，辽事当然无从振作。再者，熊廷弼奏请三方布置所需一千二百万两银，现在根本没有筹措，用度不足，粮饷不足，器械不精，乃至兵马不振。”
浙党与齐党楚党势微，方从哲去位后，内阁一时皆东林，重要的部堂也多用东林党人，言路上更是以东林党人为主，一时间东林党可谓大权在握，这个时期也就是东林党人自己也津津乐道的“众正盈朝”。
黄嘉善算是浙党余烬，他也知道自己在位时间不会很长，但正如天启一样，黄嘉善最忧心不过的就是辽事如今的局面。
他现在言语之中当然在猛攻东林，在黄嘉善看来，辽事就是东林党人给弄坏的。
熊廷弼赴辽时的局面大恶，痛加整顿，结果辽事大有起色，然后东林党人撵走了熊廷弼，换上袁应泰，结果一战失沈阳，再战失辽阳，明军连续惨败，光是总兵就战死多位，战兵死十万以上，整个辽东和辽南之地尽失，结果东林党不思已过，在天启元年起复熊廷弼后，东林党人又推出王化贞为巡抚，对熊廷弼极尽掣肘，经略和巡抚不和已经是朝野尽知的事实。按熊廷弼的布置，就是广宁才是重中之重，应该以重兵集广宁，然后虚兵沿河防守，只派少数骑兵防备后金兵的突袭就可以了，然后是经略登莱，从海上往袭辽南，从辽南和朝鲜攻后金之后，这样的布置，就是山海关，宁远，广宁，三叉河是一条线，登莱是另一条线，配合朝鲜一方，防守与袭扰并举，在野战难敌后金主力的情形下，这样的大战略是十分合格和现实的。
结果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的举措，他将重兵布置在沿河各堡，广宁反而十分空虚，熊廷弼对此也十分不满，重兵沿河布防，一旦战而失利，广宁必失，广宁一失，明朝可能尽失河西之地，到时候只有山海关孤悬，更为严重的就是没有广宁，蒙古各部将直面后金，后金不必再从辽东边墙绕道，从广宁直出便可。
这个后果就太严重了，也是熊廷弼等有识之士最为担忧的事情。
如果后金和蒙古合流，对明朝的威胁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边患，而是生死存亡的大患！
天启帝以手支额，感觉也十分无奈。
他本人对熊廷弼也很看重，从天启研究辽东过往来看，熊廷弼毫无疑问是最为成功的一个经略，然而东林党又力推王化贞，王化贞自己的奏报上来看，他在广宁也曾经多次驭使过蒙古各部，并且得到林丹汗的保证，一旦开战，插汉与炒花各部四十万控弦骑兵将与明军合作并击后金。
若是所言属实，可以一战而平定辽事！
对此，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皇帝既感觉振奋，又隐隐觉得其中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但究竟如何，朝官不同他说，他也没有确切的消息来源和渠道，对此只能相信朝官的奏报和判断。
黄嘉善扬熊攻王，东林党当然也不会坐视不理，户部尚书汪化蛟是有名的清官，他此前在南京户部任上，因上书言节约国用的十八件事，颇多悯农语气，因此为天启所喜，当然，更因为他是东林党人，所以被调到北京为户部尚书，他刚上任不久，名声很好，说话也颇有担当，当下也没有长篇大论，只是上前道：“户部支应辽饷一年近三百万，此已经力竭，如果要一千二百万，臣只能请皇上另选贤能当此任，臣实无能为力。”
天启知汪化蛟脾气，素喜节省国用，不愿加赋加饷，他抚慰道：“卿且退，暂且只说兵务，不说饷事。”
兵部左侍郎王在晋出列奏道：“臣王在晋奏，经略臣熊廷弼三方布置并非良策，方今虏势正当，我皇上虽怜悯辽东百姓，然而王师野战尚非虏所敌，臣常言，有复全辽之力量，方可全广宁，有灭奴之力量，方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利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今，宜在山海关建重城，专保关城，只需拨金二十万两，备兵五万，则虏事无忧，方今虏势正张，然而此辈运短，只需严守关城，俟其势败，至此择将出征，则可尽复全辽矣。”
天启嘴张了嘴，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