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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靠抄家致富是个很天才的想法,就是有一个缺点，这法子仅限皇帝一个人用。
不管条件有多苛刻，有人能用就行。
苏景殊知道清朝的雍正皇帝被称为抄家皇帝,说是康熙朝后期康熙皇帝对待官员过于宽仁，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纵容皇亲国戚各级官员贪污挪用国库存银，所以雍正皇帝登基后直面的就是这么一笔烂账。
他们仁宗皇帝不是后期过于宽仁，而是从始至终一直没严过,可想而知，大宋的财政危机比雍正皇帝登基时更严重。
雍正皇帝能用的法子他们官家也能用，再说了，这只是拿来应个急，等西北稳定下来还是还是得先整顿吏治。
天下不大治,失在于任人,这句话他们已经说累了，所有推行下去的新法都要担心地方官的能力以及人品，一次两次还好，长此以往肯定不行。
官场肯定是要整顿的,至于怎么整顿还得上头的大佬们说了算。
变革这种事情无论放在什么时候都很困难,从下往上难于上青天，相比较而言还是从上往下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老王推动新法从理财入手,后世都知道“你不理财财不离你”，可见这活儿的难度有多高,用人这方面不能让老王大权独揽,不然太容易出问题。
朝堂的权力制衡很容易导致党争内斗,但是没有制衡一家独大更不行。
问题交给大佬们，他只管出馊主意。
和老王的馊主意一比，他的主意好像也没那么馊。
毕竟抄家应急这种事情真的有成功的,最后挨骂的只有皇帝，而老王那法子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最后被折腾的却是全天下。
为了全天下不被折腾，只能委屈官家挨骂了。
地方官搞钱的手段很多，苏景殊刚到登州就赶上包大人办大案，后面顺藤摸瓜清理登州官场时全程惊叹没听过直接长了大见识，要不是亲眼所见他都不敢相信官场上有那么多搞钱的门道。
政策有问题，自然少不了钻政策漏洞的蛀虫。
大宋的财权分配是这样的，地方先收税，收完税后做个粗略的预算留够地方自用的钱，剩下的全部上交中央。
唐末地方割据政权带来的阴影太大，大宋为了不重蹈覆辙于是从各个方面来堵死地方造反的路。
不过虽然朝廷有明确规定每年收上来的赋税留够地方自用其他全部上交中央，但是没规定地方自用是多少，地方送上去的预算方案朝廷也没法一个个的核实，时间长了肯定有胆大的官员上下其手。
朝廷之下路、府州、县三级，每一级都能钻空子，官场的关系网比蜘蛛网还复杂，时间长了想管都不知道从哪儿入手。
到真宗年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大概是连年征战缺钱了，朝廷终于想起来给赋税制度打补丁，直接规定各地自留赋税占几成上交中央的赋税占几成，不给地方留那么大的弹性空间。
虽然后人
提起澶渊之盟都会破口大骂，但是不得不承认没有战事更适合百姓休养生息，和打仗的军费消耗相比那些岁币根本不算什么。
当然，他不是说大宋就该花钱保平安，武力值不够和武力值足够但不用还是有区别的。
真宗后期没有战事，地方赋税上交中央后还有很多盈余，那些年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鲜少因为缺钱而生出事端，直到仁宗年间边境战乱再起，水旱蝗疫天灾组合拳咣咣咣打个不停，没几年就把国库给打空了。
国库空了怎么办？增加税收。
这法子现在肯定不能再用，仁宗年间大规模增税是有真宗年间休养生息的底子，就那还导致民间动乱不断，他们官家接收的是个烂摊子，这时候再大规模增税估计可以洗洗睡了。
小金大腿也不用直接继承皇位，他们收拾收拾去找个山头自立为王，重新打一遍江山都比接手越来越烂的摊子强。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修修补补太麻烦，直接一通铁拳全砸了再换新的多好。
不过这事儿只能想想，破而后立说的轻松，不到万不得已这法子肯定不能用。
打仗要花钱要死人还没法正常生活，战乱对百姓的伤害比赋税重压严重的多，能不打仗还是不打仗的好。
如今的军队大部分仁宗年间战事增多扩充起来的，那些本就因为战事而招募的军队在战事平息之后没法全部遣散，朝廷要考虑遣散后的士兵对地方治安造成的冲击，要裁军也得慢慢来。
军队数量多需要的军费就多，需要的军费多官员能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多。
别的不说，就只军费这一项支出，真正发到将士们手上的能占一半吗？
不好说。
比起仓促裁军带来的后患，清一下贪污的蛀虫事儿少还来钱快，除了得罪人别的没毛病。
查账这事儿说难很难说简单也简单，只看皇帝愿不愿意查，只要皇帝愿意，朝中总能扒拉出几个不畏强权的官员替他把事情办好。
先从三司找账面可能有问题的地方，下令各地自查钱粮亏空，有亏空的谁亏空谁补上，且弥补亏空的时候不得加重百姓的负担，没补齐的一律严办。
粉饰太平掩饰亏空的也别着急，皇城司和六扇门的探子也不是光吃饭不干活，尤其是六扇门，刚成立不久正需要大功劳来打响名气，江湖人也不怕得罪人，藏多严实都能给扒拉出来。
什么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有一件算一件都能扒拉出来算总账。
当官的欺上瞒下还能抱团，官员家属的警惕性可没那么高，多来几个“我爹是XX”国库想不充盈都难。
所以凡是存在贪污受贿行为的官员不能只查官员自己，还要严格控制其家人，说抄家就要抄的干干净净，禁止家属私下变卖财物，有变卖的也要追回。
有罚还得有赏，抄家的差事那么得罪人，办得好的得有奖励，这样才能让办差的人更有动力。
这一波清理下来不光财政状况能好一点，顺带着还能给
臃肿的官员群体减减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希望官家和相公们安排的时候小心点，千万不要把他暴露出来，实在藏不住的话也没关系，他还有第二手准备。
感谢雍正皇帝，感谢后世层出不穷的清宫题材作品，感谢所有能感谢的一切，这次真帮了大忙了。
还有朝廷每年弄的那个预算，这个问题他想说很久了，就是怕被三司官员冲上来围殴。
实在不行换个算法，都叫预算了好歹算明白再上报。
就拿军费来说，诸路转运司有“漕计”，各州有“州计”，虽然明面上赋税由中央朝廷来分配，但是军需预算大部分都是边境各地的转运司自行分配。
军费批不下来挨骂的是负责审核的官员，但是看完军中提交的预算单子，就是皇帝来了这事儿也是转运司的官员有理。
要钱的时候动辄几十万钱上百万钱，将士军饷多少不清楚，军需甲胄多少不清楚，军中马匹草料消耗不清楚，伤员治疗消耗不清楚，抚恤金下发多少不清楚，所有都是大概需要多少钱，九十万钱还能反向抹零到直接报一百万。
什么都不清不楚，转运司哪敢批？
武将地位越低越不愿意提升自己，派文人去管文人又瞧不上后勤的活儿，军中文臣一个个的都觉得自己看了几本兵书就是用兵奇才，负责军需的又觉得军队大老粗什么都不会沟通不来，于是文武之间关系越来越差。
苍天啊，这能行吗？
实在不行就再梳理一下三司的工作内容，梳理清楚之后加个会计司来总理会计核算事务，以后所有财政相关的事务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到中央这一级由会计司统一进行考核勾算，这样年底查账也能比现在好查。
还有税制，要不看看分税制？
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怎么划分，收入怎么划分，还有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说起这个他可就不困了，回头有机会他能写本书来单独介绍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时代是发展的，社会是进步的，制度适不适合现在他不确定，但是后世在用的制度肯定他们现在用的合理。
别管合适不合适先拿过来参考参考，灵感有时候就是这么来，万一哪位大佬迸发出适合大宋现状的最优解他们就赚大发了。
小小苏奋笔疾书，思路顺畅下笔如有神，一晚上没睡也不耽误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奕奕。
收拾收拾去吃早饭，吃饱之后让爹娘做好他接下来要搞事的心理准备，在老爹抡板凳之前撒腿就跑，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如此丝滑不愧是他。
程夫人让下人收拾餐桌，顺便安慰旁边的老苏让他不要紧张。
他们家仨小子都有分寸，再闯祸也闯不到哪儿去。
子安还算好的，至少搞事之前知道打声招呼，另外两个连招呼都不打，等他们知道的时候事情都结束了。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拦又拦不住，想干什么就让他干。
苏洵磨了磨牙，算了，儿子大了不听话没关系，过两年小孙孙走走路会说话了他教小孙孙。
这天之前，没有人能知道一份奏章究竟能闹出多大动静。
除了看到奏章的人。
抄家计划在政事堂的宰相副相们手里传了好几圈，传到最后放到桌上，愣是一个要碰的都没有。
这是一晚上能写出来的东西？
前面的抄家他们能理解，后面那些是什么意思？那小子想把大宋的财税体制从头到脚都换一遍？
等等，他们有点头晕，王介甫你坐下，这事儿得好好聊。
一个王介甫就已经够激进了，怎么还能有比这家伙更激进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安石干巴巴辩解，“真不是我教的。”
虽然他平时的意见也很激进，但是和那小子相比还是他更稳当。
再说了，他要是能想出来这注意他早就自己干了，还用等到现在？
旁边几个人听他这解释立刻警惕起来，“你稳着点儿，别胡来。”
抄家应急已经很超出他们的接受能力，这时候把地方到中央的财税体制全部推翻是想上天啊？
王安石眸光微闪，假装刚才什么都没想，煞有其事的说道，“诸位放心，我有分寸。”
旁边几个人：……
抱歉，这事儿真没法放心。
王介甫有前科，他本人的办事风格已经很出人意料，现在还有个比他更能出人意料的后辈，谁来了都不敢放心。
问题来了，这份奏章要送到御前吗？
不送吧，不太合适。
送吧，更不合适。
年轻人性子急说干就干，他们官家的年纪也不大，万一真的对这份奏章惊为天奏，接下来的动静可比王介甫最开始张罗变法的时候大的多。
不行不行不行，局势刚稳定没几年，肯定经不起这个折腾。
可是前面写的那些又确实可行。
国库这笔烂账早晚得清，官家把薛向从东南调回来就说明他已经有查账的想法，虽然抄家这法子听上去不靠谱，但是仔细想想可行性非常高。
贪官该杀吗？该！
蛀虫该揪吗？该！
先留出时间给地方官自查，能把吃进去的吐出来朝廷可以暂时睁只眼闭只眼，然后再让皇城司和六扇门联合起来查贪污，之后查的都是侥幸心理作祟觉得查不到他们身上的贪官，受到严惩也是活该。
法子是好法子，可水至清则无鱼，就算官员本身清廉也没谁能保证家族中人都清廉，真要这么干的话得罪的人怕是不比裁军少。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拿去给官家看看。”王安石眼疾手快拿回奏章，不给老干部们将东西扣下的机会。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畏手畏脚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