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对于四书五经的理解多么深刻，只要能照最简单的方法实行，便能称作君子了。
而对于治国理政的方法，高攀龙同样认为应该要把儒家学说中的倡议落实在制度上。
他的这些思想，成为了东林书院的主要思想内核。高攀龙自己就喜欢做制度研究。
他所写的《周易孔义》《春秋孔义》都是典型“六经注我”的书籍，通过解释四书五经的方式，为自己的党派学派争取话语权。
这种行为本质上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历朝历代统治者根据自己利益而制定制度的方法一样。
高攀龙费一下午时间看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深感认同。
他笑着对安希范说：“王建阳真写出一本好书也。我当在学院报刊上推广此作。”
东林书院也有自己的报纸，而且在江南的上层文人中影响力不低。
高攀龙就是报刊的重要撰稿人，他放下书本就开始想如何撰写书评。
万历皇帝想要东林党看一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学会做实事，不务虚名。
但却没想到东林党还真是同意做实事的。
只不过对于东林党人来说，用政治制度恶心皇帝、限制皇权就是他们要做的实事。
万历皇帝可谓是完全没骂到点上。
他主动推广的书籍反而成为东林党做舆论战的好工具。
……
顺天府大兴县。
方从哲也通过三党的朋友拿到了一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阅读之下十分喜欢。
他欣赏此书的方面则是认为此书立论足够公正。
钱穆写《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很重要目的乃是让当时的人不要武断的批评中国古代治理，立论自然要平和一些。
甚至很多方面在王文龙看来过于褒扬吹捧，王文龙在改写的过程中，将一些对中国古代政治吹的太夸张的地方删去不少。
但一本书的基调还是留了下来。
方从哲是个裱糊匠性格，反对激进改革，这种温吞和尚的论调瞬间击中他的喜好。
他甚至比高攀龙更喜欢王文龙的这本书。
从写作内容到遣词造句，全面欣赏。
方从哲在书评写道：
“《政治得失》一书，书名虽起的惊人，然则内容中正平和，甚得中庸之要旨。”
“如时人皆以为科考拘泥僵化，圣有读书人鱼跃龙门，反诬八股为‘臭篓言荃’，实不可取。”
“《政治得失》详查科举选人之源流，读此书方知，科举之初是真正为国取材，八股文之出现，也是为录取真名仕。”
“无有八股文之前，则写诗也可科考、读经也可科考、甚或字迹写得好也可科考，致使读书之人上升渠道不清，高门大官可做手脚之处极多。”
“八股规则既明，则上至宰相之门，下至扶犁之子，皆可同场而较技。乃是制度上一大推进也。”
“故而知道每个制度创制之初，虽然有偏弊有流还，但这乃是与时代不符，并非创制之人全出自私心或言愚昧不智。”
“若真愚昧，则何能流传数百年而不致反叛乎”
“读此书可知制度之变化，教人不断、不专横，不至于手指规章律令曰：制定此条律法之人不如我远甚！”
“仅此一条，此书便大有可观了！”
万历皇帝把书籍发给东林三党本来是想气气他们，却没想到取得各党各派一致好评。
万历都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