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在后世被认为是明末的能臣之一，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却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杨嗣昌是明末一个产出颇高的作家。
杨嗣昌的作品集中在诗词和文集上，而且和此时流行的文人集子不同，杨嗣昌的文集相当注重实用性，甚至有点后世专业论文的意思。
比如他的《武陵竞渡略》是一部研究龙舟竞渡传统的专著，比较了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地龙舟竞渡的场景和风俗形式，甚至从各方面去分析这些风俗和当地百姓以及历史的关系。
再比如他的《地官集》是他考中进士之后，在户部任职期间所写的文集，此书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想全部写出。崇祯皇帝还未登基时，就看过《地官集》，以此书去了解国家财政的运营方式。
所以别以为明代的文人就只会空谈心性，杨嗣昌研究的就是实学，而且已经有了一些社科研究的思想。
而《训诂学方法论》就是一步从操作方面讲训诂学研究的专著，后面王文龙附上的另外几篇文章，也几乎是考据学各个方面的论文，实操性和科学性都很强，实在太符合杨嗣昌的口味了。
翻了几页之后，杨嗣昌越发的心动，最后终于一咬牙道：“这书我买了。”
抱着书函回到客店，杨嗣昌根本无心睡觉，直接点起油灯开始读书，越看越是精神。
一直看到屋中黑下来，杨嗣昌揉揉眼睛抬头这才发现他的书童早已等到睡着了，一盏省油灯的灯油都已烧干。
杨嗣昌揉揉发痛的眼睛，只觉得王文龙的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原因一是王文龙的论证的确非常优秀，《训诂学方法论》从各方面描述了训诂学这一门小学的未来，绝对是开山之作的水准。
第二条原因则是王文龙的写书方式，《训诂学方法论》处处充满逻辑和实证的精神，一切推演都有的放矢，在这个年代的作品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而王文龙的这本书非常符合此时的时代发展方向。
万历年间的儒家各门各派都在批评清谈之风。有人以为这是阳明心学传下来的问题，有人以为这是因为佛教思想太多的渗透入了儒家思维，甚至有人刨根到朱熹身上，认为程朱理学才是将儒学带向高谈阔论的罪魁祸首。
王文龙的《训诂学方法论》没有参与这些讨论，却直接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既然谁都说不服对方，那就通过考据看看当年的儒家典籍究竟说了什么吧。
如果真的是对于儒家学问没兴趣，大学做不下去，还可以做小学，除了四书五经之外，那么多的古文书籍全都可以去加以考证。
另外《训诂学方法论》还启迪了许多其他研究的文人，王文龙在书中展示了可以通过逻辑找出训诂的方法，焦竑又展示了可以通过逻辑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史书的路子，那能否同样通过科学的方式找出写文章的方法、做画的方法、研究音韵的方法？
杨嗣昌是个颇有悟性的文人，在过程中已经渐渐发现此书的以上这些优点，并且越思考越觉得这书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杨朱渡，湖南官书局。
杨嗣昌被一个书办领到书局干办的屋中。
干办手中拿着骆思恭的信奇怪问道：“骆千户打招呼已过去十多日，怎么杨小友今日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