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的这篇文章胜就胜在资料详实，将历史上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崛起时总结出来的各种民族主义历史资料都往上贴，每一个他所举出的例子都有相应的史料证据加以左证，而且全都是正面例子。
王文龙知道，这篇文章发表出去，哪怕是最保守的儒家学者也没有办法反驳。
几天之后，这篇《古来之民族主义》发表在《苏州旬报》上，果然立刻就引起江南学者的极大反响。
民族主义在江南本来就有相当大的潜在影响力，从远期来看这甚至是一种可以让江南仕商不再被东林党人绑架的思潮，而此时虽然这样的思潮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力量，可是不少接触了《民族国家论》的江南学者却已经对这种理论感到颇为亲近。
前段时期大量儒生对《民族国家论》的攻击让一些喜好此论的人难以找到反击的借口，而王文龙的《古来之民族主义》一出，瞬间将民族主义的根子托上了古之圣贤。
《古来之民族主义》这篇文章立马被大家传看，这一期的《苏州旬报》直接卖到脱销，甚至有抄报行专门将《古来之民族主义》印成小传单在市面上发卖。
可是这样的行为很快就遭到禁止。
刘成直接联系苏松常镇四地的官府要他们察禁市面上敢于发卖《古来之民族主义》传单的商人，光是在苏州市面上就抓了一批的书客。
虽然抓了一大批印传单的小商人，但因为《苏州旬报》背后有李三才的保护，刘成一时拿《苏州旬报》还没有办法。
为了打击王文龙的名声，他便号召自己手下幕僚攻击王文龙的《古来之民族主义》。
被逐客令从京城赶出来的山人之中颇有些有本事的。
逐客事件之后江南就流行起一本名叫《逐客鸣冤录》的书，此书就是被从京城驱逐的山人所写，文字非常有力。
《逐客鸣冤录》站在山人视角大吐苦水，表明他们这些幕僚也是科举无望，为了养家糊口才不得不出山做事，没有道理成为众矢之的。
虽然江南有名望的读书人对于这些不参与科举依靠当幕僚上位的山人颇看不上，但是不少没有本事考上科举的小读书人却以为这些山人是自己的同类，此书引起一些江南穷苦士人对他们的同情。
而《逐客鸣冤录》为表示这些山人所犯的事情不少是因为朝廷昏暗，所以书中有颇多指斥朝廷之语，而作者怕被追究也是匿名而写。
其实写出这书的山人名叫王启维，他此时就在刘成的府上。
刘成也不知道王启维写过这样的书，只知道王启维有一支利笔，直接给他下任务，要他攻击王文龙。
王启维本来就是靠打笔仗生活的，自然要在新东家面前卖弄本领。
他先从刘成那里拿到王文龙的全部资料，稍加分析之后就对王文龙轻视起来。
他以前要抹黑的，都是朝中有名望的官员，而在他看来王文龙虽然当上了官，但是却是幕僚出身，虽然有许多文章传扬于世，但本质上也无非是一个混得更好的山人而已，这样的人若失去靠山，攻击起来毫无难度。
王启维于是直接下笔写文：
“王文龙此人，本无功名，混迹闽省，结交贵人，奔走于内监、官员门下。鼓弄些西洋风物，传扬些经济之道，其言论于海外闽人之中毫不罕见，无非是内陆之人少闻，故以为贵也。有人以为王文龙有甚本领，却不知其乃是买高卖低，专以魅惑之言炫耀世人。”
“评论此辈人物，多不过以为乃是一个机敏些的海外商贾，科场也不曾入过一回，竟有人以为那‘地理’、‘经济’、‘考据’、‘物理’真能称之为学问，岂非贻笑大方？”
“如此之王文龙混迹大明四载，竟能当监生、成幕僚、出门则鼓吹者云集，所谓‘建阳公’‘静观先生’等称呼不绝于路，甚至有闽地蠢笨男女，以王文龙之容貌，泥塑木胎，做神像供奉，实是一桩异闻。”
“然而此辈妖人名实不符，终究露出马脚，受尽吹捧，晕晕乎乎，以至忘乎所以，笔下乱言，竟作《民族国家论》一书，大坏华夷之辨，妄用圣人言语，终致臭名传扬，诸生愤慨，招来大祸矣！”
王启维深知通过辩论理论，想要打倒王文龙实在太难，还不如直接人身攻击。
在王启维的文章刊载出来的同时，苏松常镇四府的许多报纸也同时出现大量攻击王文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