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大书使用蜡版印刷法卖不上价钱，对于袁无涯来说收入会减少很多，他只能继续使用雕版印刷，于是连忙派人去福建招刻工。
即使这样书种堂也只能赶工《国富论》的上半部，先满足市场，再印下半部，全本的国富论至少要等到年末才能出来。
这书到底还是太复杂，哪怕王文龙写作之时已经尽量将之简化，使得大明的读书人能够读懂，最后的作品依旧有四十多万字。
一些小作坊弄到原本翻刻，却发现把王文龙的原作稍加删改读者就读不通，如果想翻印就只能按照原文进行。
可这样一来字数就太多，翻刻的利润将会十分微薄，所以除了一些骗钱的作品，盗版的《国富论》迟迟没有发行，翻刻的书坊都在挠头想着怎么精简呢。
三吴市面上《国富论》的名声越传越响，但许多人始终都没有办法弄到书籍来阅读。
直到袁无涯赶工出第二版三千本《国富论》，许多已经等的焦急难耐的读书人才有机会看到此书。
他们听说过这书的名气，以为这是一本儒学高论，但是翻开之后几乎无不惊讶——一个由严谨的逻辑思维解析出来的经济世界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震撼感实在太强，书种堂的《国富论》印到第三千本时，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专门讨论此书的文会。
只因为《国富论》在苏州的问世正当其时。
雇佣劳动在此时的三吴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佣往往是一种副业，农民在农闲之时才进城打工，而到了此时的万历年间三吴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雇工阶级。
同时此时三吴大的机户家中有织机十几台，雇工数十人。
当作坊大到这种程度，业主就已经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也不需要再亲自监督工人，大机户依旧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经成为招工头看机器，自己则负责制定再投资方案。
类似的窑户、灶户已经成为运营资本的资本家，而非亲自动手劳动的小工厂主。
就在今年，收税太监孙隆在苏州征税，规定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直接促使民变，而民变方式是“机户罢织”——工厂主发现自己不生产就可以对抗朝廷。
机户罢织，整个苏州的商税立刻出现大问题，太监都畏惧三分。
而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也出现了相应的对抗模式，工厂主若降低工价，机工就联合“叫歇”抵抗。
甚至此时已经在苏州濂溪坊一代出现了织造工的人才市场，以师徒关系学出手艺的织机操作工——车匠进城之后就会聚集在濂溪坊一代，几十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雇佣。
这是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
以至于朝廷官员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流民，派人去施粥遣返时一问才发现这些人是来找工作的，给饭吃他们根本不走，后来弄了几个机房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