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当那个说难听话的人。”
刘子明看出了场内一瞬间气氛的改变，依旧是那种不以为意的淡定从容。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话是老师说的。老师嘱咐让我去读一下这篇文章，那我自然要认真去看。”
“我也注意到了，有些学者，对顾小朋友手上的那幅画和他得出的观点，有些不同意见……至少，关于绘画者本人的身份问题，觉得值得商榷。”
商榷这个单词。
刘子明特意加重了语气。
他自认说的已然很是含蓄了。
直白点说——
有人认为，那幅《雷雨天的老教堂》是一幅假画，起码那不是一幅诞生于1900年以前的印象派作品。
艺术作品的断代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很难。
说简单是因为，先秦时期，欧洲社会确实没有东夏严谨的史学传统。
但随着羊皮纸的发明和书写工具的普及，各类一手的文献资料如今流传的蛮多的。
像西塞罗这种相当于中国两汉时期的古罗马高官，连他和家人亲友的日常的书信往来，现如今都是被非常完整保留下来的。
那都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也会有舆论观点认为，这些东西全都是被后人伪造的。
真从学术上讲的话，欧洲的历史学资料，有很多也确实不是真正的一手资料。
中世纪的文明断代导致了许多如今能被后人查阅的文献材料，它们都经历了“拉丁文——阿拉伯文——拉丁文或英语”这样的翻译演变轨迹。
它们最初被那些来往的行商翻译成阿拉伯语，带到了中亚，带到了阿拉伯世界。
后来。
因为战乱或者别的原因。
这些史学文献的原始版本已经遗失在历史中了。
如今人们看到的“原始”版本，是根据阿拉伯文的译本反向还原回去的，被学者翻译来翻译去，经过了好多次的中转。
安娜这样的研究者，她为了能阅读那些相对原始的古罗马时代的文献资料，她不仅会拉丁语，她还学过阿拉伯语。
而这种经过多手的文献，也确确实实会造成一些可信度上的疑点。
学术上有相应的讨论也是正常的。
这个话题说起来就很长了。
总之，把关于“真伪”的讨论暂时放到一边。
反正这些史学材料流传到如今的，是有很多的。
油画从蛋彩画里演变出来并发展成熟，已经进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了。
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各种各样的书面资料就变得更多了。
达芬奇一生中画了多少张画，每张画大概是在什么时间画的……美术学者们其实都是能在米兰画派相关的文献记载中，找到相对靠谱的一手记录的。
而类似《夜巡》这样的群像画。
不光有伦勃朗创作这幅画时的相关文献记录，甚至画布上中间提着灯的路人甲、戴米色帽子的路人乙，旁边露个头的小女孩路人丙……
这一大堆路人甲乙丙丁，每个人都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职业，多大年纪。
甚至他们的老爸是谁，爷爷是谁。
全都是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录。
如果真的要找的话，也许学者们能把这些人的家庭住址门牌号码全都挖出来。
所以除了提香这种有意模仿师兄乔尔乔内的签名，当枪手骗雇主小钱钱花的情况。
大部分的西方油画名家的作品断代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啃文献，一一照着对就行了。
连梵·高这种在世时默默无闻的底层画家，都能有完整的创作年表被整理出来。
读文献材料的学生狗的能力，是无敌的。
但相反。
如果这么多文献资料都找过了，无数想发论文，评职称的历史狗、美术狗、材料狗，盯着铜铃大的狗眼睛，扫了一圈又一圈以后，都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
那么，想再得到准确的结论，就神仙难办了。
一幅印象派的作品是1870年画的，还是1920年画的，这里面的价格也许能轻轻松差个几百倍，
但任何的技术手段，如今都很难给出权威的结论，确定这幅画离今天一百年，还还是一百五十年。
是有化学实验室能做画布上的颜料成分构成分析，以此来推断它的生产厂家和生产年代，再去印证作品的创作年代。
然而所有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通过后天来伪造的。
否则豪哥这样的人的生存空间又在哪里呢？
最终的最终。
判断一幅作品的年代与真伪，靠的还是学者、鉴定师们的职业经验与主观推测。
而你在论文上做出了自己的推测。
那么——
也自然会有人不同意你的推测。
“有讨论是正常的，还能不让别人说话了不成？既然是在提出观点，那么有对，自然就有可能会有错。”
曹老不以为意的摇摇头。
“这篇论文本身，写的是没有问题的。道理是越讨论越清楚。”
老爷子很沉得住气，他慢慢悠悠的说道。
“最多不过是抛砖引玉。”
“是啊是啊，就是论据单薄了一些。最直接的证据，就只有一两行传教士的日记而已，要是能做的更踏实一些，就好了。”刘子明笑着接口。
“我倒觉得可以了。那么多年都过去了，能在教堂留下的布道日志里，找到创作时的蛛丝马迹，已经算是运气很好的。那个牛津大学的教授能用找到一张纸条，做为发现达芬奇真迹的证据。”
魏芸仙耸了一下肩膀。
不知道她是在为顾为经站台，还是单纯的和刘师弟不太对付。
她随口说道，“小朋友用一本布道日志，为他自己的观点背书，又有什么过分的？”
女画家口中的牛津大学教授指的是达芬奇作品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马丁·肯普。
他就是“《救世主》是达芬奇亲笔真迹”这一论点背后的大学者之一。
达芬奇的作品多有文献记录。
《救世主》虽不在其中，没有明确的创作记录。
马丁·肯普还是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他在英国王室所留下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一张查理一世在１６４１年所写下的宫庭记录。
「收录莱奥纳多所绘的基督像一幅，价值３０英镑整。」
莱奥纳多即莱奥纳多·达芬奇。
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他的研究中，认为这条宫廷宝库的记录上的“基督像”，便是那张《救世主》。
这条记录成为了《救世主》是达芬奇真迹的最有力的证据，也就是魏芸仙口里的“一张纸条”。
“前提是——他这本布道日志上的内容得真的靠谱才行。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他走的太心急，太想……”
刘子明装作下意识的扫了一眼伊莲娜小姐。
像是想起他需要为自己“未入门的小师弟”遮掩一下，有些话不好明说。
于是。
他笑着改口。
“你知道的，他的观点可是完全推翻了学界如今所建立起来的对印象派的传统研究呢。太惊世骇俗，总会有些人眼红，话说的难听一点么。”
“别误会，我是纯属好心。”
“如果顾为经愿意的话，我这个做长辈的，在艺术界也是有一些人脉的。我可以为他的论文联系一些更权威的专家学者，搞一个学术讨论会出来。我和卢浮宫的藏品研究部的布兰德，关系不错……”
刘子明悄悄在伊莲娜小姐面前，抛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雷雨天的老教堂》和《救世主》的情况，从各种意义上都很类似。
都是无意间收来一张脏兮兮的被“遗忘”的作品。
都真伪存疑。
也都有一些含糊其次的似是而非的相关记录。
不管是顾为经与酒井胜子，还是大英博物馆。
他们在搞研究写论文的时候，也都是从那些一鳞半爪的模糊记载出发，然后根据同时代的印象派画作或那些来历清晰的达芬奇真迹，对油画本身进行美学风格的分析，最终得出“石破天惊”的结论。
不一定是大家写作时想到了一起去。
而是大约这种论文也就只能这么写，这是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
因此，也一定都会引来大量的质疑。
顾为经不同于牛津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是学界没人听说过的萌新。
所以，他的观点会引来的质疑，也许是马丁·肯普的十倍、百倍。
在顾为经的论文在《亚洲艺术》上被刊载出来的第一时间。
很多人直觉都是——这是在造假。
FakeNews。
凡·米格林造假案、鲁菲尼造假案、诺德勒画廊造假案……
类似的例子在艺术界实在是太多了。
先搞到张不知来历的老画，然后再找研究团队背书，最后卖出天价来，这也算是艺术市场上的经典操作了。
有些情况是材料有疑点，似乎不够有说服力。
而也有很多情况，这些材料，甚至是油画本身……整个研究，全部都是假的。
干脆从头到尾就都是骗局。
比如纽约的诺德勒画廊，就搞了一整个假的研究团队，做了个杰克逊·波洛克的虚构作品，卖给了神秘的“X先生”。
成交价格是整整8000万美元。
几年前也刚刚报道有大拍卖行发现自己做为中间人私洽的局，卖出的画也许有类似的问题，转头无奈咬牙掏了1000万美元，拍卖行自己又给买了回来。
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关于顾为经和酒井胜子所提出的，他们发现了一位被历史遗忘的早期印象派女性画家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一本19世纪仰光的老教堂地下室里的传教士日志，不足以去支撑“史上第一位印象派女画家”这么重要的结论。
有些人认为那本传教士日志的真伪，有问题。
还有些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