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青州的时间不长，却做了很多让人称道的事情。
和刘俭一样，刘虞在他所管辖的青州境内，实施了屯田制，虽然没有刘俭在冀州的动作那般大，但青州屯田的规模却也不能小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辖境内的粮食产量，维持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
但屯田只是一个方面，最让刘俭和刘备敬佩的是，刘虞以东莱郡为试验点，大搞各类产业经济。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刘虞一到任，就重新整顿了青州盐务。
东莱郡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山东半岛，这个地域自古以来就有着一项最大的产业收益，那就是海盐业。
在大汉朝，盐是一种财富的象征，盐利之巨大，可以说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西汉时，汉武帝时期施行盐铁专卖，虽然有与民争利之嫌，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盐之利是多么的巨大，只有利益大到足矣左右国运的产业，才会被朝廷行之以国家专卖。
而到了东汉时期，盐务和铁务时而被放开，时而被管制，但总体来看，盐铁之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被放开了，东汉王朝的几位君主虽然有心想要收缩盐铁的掌控权力，但市场经济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完善进化的，有些事情是不能走回头路的，东汉王朝在无法专营之后，便只能针对盐铁施行重税，以此来控制因为盐铁事务，而过于发展的地方势力和家族。
不过这也只是体现在政治层面，但在实际用途和经济层面，盐铁之务一直以来，都是整个大汉朝的产业支柱。
在汉代，盐的种类有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而青州历史上就是齐国，海盐主要分布在青州辖境内的沿海地区，内地则是食用池盐，在巴蜀地区则是盛行井盐。
刘虞自打到了青州之后，为了增加青州地方的财政与盐税，针对本地的盐务就开始进行治理，一是控制财源收入，二则开始官私联合，控制海盐业的稳定。
盐务在汉朝之所以是非常暴利的行业，主要还是因为还是比较难提取。
在青州，取盐的方式主要还是采取取卤做原料，通过柴火煎熬提炼食盐。
其方法是将海盐刮土淋卤，取卤燃薪熬盐，这个过程会耗费大量柴草，费工费力。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还有柴草，所提取的盐自然是珍贵无比，而因为占有的生产力多，整体价格方面也降不下来，再加上大汉朝的盐产量对于人口而言，总数还是不多，如此地方私营盐务的家族便借此谋取暴利，青州倒弄盐的家族都成了本地的豪右巨富，凭借盐务在地方掌控了巨大的资源。
刘虞想要治理青州，在某些事务上就不得不对他们妥协。
当然，刘虞也不会将所有的利益全部让给这些执掌盐务的家族，他以州牧的身份与他们划定了利益，让各家族在能够摄取到足够利益的情况下，使地方郡县也能够收取足够的盐税，同时让百姓也能够在制盐的过程中，通过奉献劳力，取得一定的实利。
同时，刘虞也与青州的地方各族达成共识，要求青州方面的市场盐价，必须要由牧署来定，以便他下辖的民众都能够尽量买的起盐吃。
当然，外州的盐价具体是什么水平，那刘虞可控制不了。
不过相比于前几任与地方盐务豪族暗中勾结，用盐务谋取暴利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来说，刘虞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值得夸赞了。
刘俭和刘备，在参观了各县民间的制盐工坊，以及听了刘虞的叙述之后，都对其所做出的功绩表达了敬佩之情。
在无法改变生产力的情况下，刘虞以政治角度确实照顾到了各方的利益，把事情处理到了最好。
但这件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无法改变青州现有产盐生产量”的情况下。
刘虞没有办法改变青州现有海盐的生产量，故而他只能委曲求全，通过沟通协调，尽量让各个阶层的人在盐务上都能取得一定的实惠。
当然，即使是让各阶层的人都能得利，但青州盐务最大的实惠既得利益者，还是在当地运作执掌制盐的豪门望族。
他们都是在青州境内经营盐务多年的豪右，虽然定期向官署交付盐税，但刘俭不用猜也知道，在用各种非法的手段偷税漏税这方面，他们必然是跑不了的。
而且税收只是一方面，在关乎民生的盐务产量以及对外的销售定价权这件事情上，官署还得跟他们不断的进行商议，且主动权并不在地方官署一面。
纠其原因，还是因为物以稀为贵，造盐的成本越高，耗费的人力越多，工艺越繁琐，就越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刘俭觉得青州的盐务可以改一改了。
改的方法很简单，只要能够使青州整体的盐产提高上来，使产盐的成本降低，扩大产量，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挤压掉那些老牌的执掌盐务的豪右大族的话语权。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很多阀阅，望族，世家之所以牛逼，不外乎是他们掌握了稀少的珍贵资源！
这个资源有可能是书籍，有可能是人口，也有可能是土地或造盐。
但当他们掌控的资源变的不再珍贵而成了烂大街货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使用政治手段，他们优势在瞬时间就会土崩瓦解。
针对青州的盐务，刘俭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只要普及晒盐法，使食盐的产量大幅度的增加，就可以在青州掌控最高的主动权。
这个方法普及于北宋……但是现在，提前弄出来的时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