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身上那所谓的“污点”，对于种平而言，实在算不得什么。
若是说蔡邕是非不分，一味“圣母心”发作，同情董卓死的凄惨，从而选择一哭……
那即便是落得个流放三千里的罪责也算不得重。
这是从根子上坏了，同那些为战犯洗白的公知没有任何区别。
你会因为想要拿到保送名额，去舔这样一个公知吗？
种平的回答当然是否。
他又不是没有选择，长安之中研习经学的，从荀攸王允一直排到马日磾。
有一个算一个，只要种平开口，大多都会乐于收下他为弟子。
然而种平还是选择救下蔡邕，并跟从对方学习。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是种平学过《胡笳十八拍》之故。
毕竟若真要这般论起来，东汉的文学作品他也背过不少，难道还真的要左一手右一手把作者全救下来？
种平下定主意要为蔡邕说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马日磾求情时提到了蔡邕的密言七事：
其中“广开言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内知己政，外见民情’；考察治民的长史，‘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升黜”。
这两条一出来，种平就大概知晓蔡邕性格如何了。
“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
汉代举孝廉开始的确起到了选拔人才，引导社会风向和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然而“举孝廉”的话语权最终还是掌控在士族手中，从本质上讲，其阶级性决定了这一制度定然是弊大于利。
到后面，举孝廉一方面催生出了许多畸形行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
像什么父亲死后在墓道里守孝二十多年之类的……
为了博出名而不择手段，各种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
一方面权贵士族开始内定孝廉名额。
《后汉书》记载：“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等到延光四年，“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
放开年龄限制后，举孝廉制度更是成了官吏大收门生，构建私人集团的一大途径。
可以说门阀世家的崛起和这一制度的糜烂实在是密不可分。
而蔡邕选择检举名不副实的“孝廉”，同时上奏希望朝廷可以以政绩为衡量标准，进行官吏的选拔任用。
就证明他并没有在吃了士族身份的红利后迷失自我，他可以算得上是个改良派。
加之以东汉的二元君主制衡量蔡邕所为，皇帝为
这也是为何后世在评价蔡邕哭董卓之事时，往往将这一举动认为是出于“义”，以褒扬的评价为主流了。
种平觉得如果是蔡邕，也许能够接受自己一些“过于新奇”的想法才是。
因此他成为太史令后，拜访蔡邕的
“蔡中郎经学大家，想来伯衡对经典也拔新领异，有独到见解。”曹操手肘支撑在桌案之上，饶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