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获全胜的皇帝也没就此收手，连着召开了五次御前会议，在八月中旬连下了两道圣旨。
以广东、福建两省为特区全面推行新政，大力推广马铃薯、甘蔗、橡胶树、可可树种植，鼓励官督民办建厂。把番薯、番麦纳入粮税征收范畴，以四比一的比例代替稻米和大麦交税。
开放广州和福州两个港口，恢复市舶司，接纳南洋和西洋商船前来贸易，允许两地民间船只出洋贸易。
用三年时间裁撤半数漕运衙门和船只，转而以海运代替运河漕运。新的海运总督由海军总督兼任，暂定广州、福州、宁波、威海四个港口为转运集结点。
当这两道圣旨传到了广东和福建，沿海的很多州府都像过节一般鞭炮声彻夜响个不停，城里的大部分酒肆全都人满为患。
除了庆贺海禁解除之外，有意愿
有高兴的自然就有发愁的，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皇帝的两项新政内容虽然不一样，但针对性都很强，商人、工匠、农户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官僚士绅则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以前有海禁政策挡着，大部分人无法出海贸易，只有他们可以通过钱权交易明着搞走私，一个铜板的税也不用缴纳，甚至不用掏本钱，躺在家里就把银子赚了回来。
现在不光无法垄断市场了，还要交税，从躺着赚钱到跑着还不一定能赚到钱，变化太大了，真有能力继续在这一行里干下去的寥寥无几。
另外允许农户们用番薯和番麦折抵税粮，对本地的士绅家族也有不小的损失。他们依靠免税的优势兼并了大量农田，再租给农户耕种，同样是躺着赚钱。
一旦农户们可以开荒播种新作物了，对他们的依赖立刻就会降低，会流失一部分佃户。家中的田亩没有足够人手耕种，还不能撂荒，只有降低租子挽留佃户。里外全是支出，有多难受可想而知。
可是不管怎么疼、怎么不情愿，新政的落实都无法阻挡。有李贽、袁应泰、李如梅坐镇广州，谁敢公开与新政作对就等于自杀。当地官员士绅又不是没试过，连左布政使胡桂芳都试进了大牢，想从官面上做手脚已经不可能了。
暗着来吧，更不敢了。黑帆船就驻扎在伶仃洋口，谁要是觉得自己比纵横广东福建沿海多年的海盗厉害，出去和黑帆船叫板，保证没人拦着。
海上不像陆地，还有官府可以讲理，别说不敢明着来，只要让黑帆船怀疑谁从中作梗了，除非永远别出海，否则出去就回不来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南直隶的保守势力确实很强大，可面对皇帝的新政同样束手无策。人家根本就不和你接触，直接减少了运河漕运配给，就近从四个港口装上大海船直达天津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