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佛道两教的友人都往来密切,受他们的影响也不小，每回酒到酣处总觉得自己能凭虚御风逍遥天外。
只不过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从狱中来到的“天外”会是这个模样。
苏轼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把头发吹干,他走到外面发现天已经黑了,夜风吹来,有着夏夜独有的清凉。
他仰头看着散布在天幕上的星子,辨认着自己能认出来的引路星,即使历经千年变化也并不是特别大。
“子瞻。”吴普穿过走廊,给苏轼抱来一套床上用品,“今天刚搬过来，客房也没怎么收拾，这套备用的被褥你先用着。”
苏轼接过吴普抱来的床上用品,只觉那枕头又轻又好。
他想到自己下狱是因为上书陈明新法的不足之处，犹豫了一会，还是问道：“王相公牵头弄的新法，最后成功了吗？”
他对王安石还是挺佩服的,只是看不惯一些“新党”的行径，更看不惯新法显露出来的那些弊端罢了。
即便知道王安石已经罢相回了江宁，如今新法由官家亲自主持、代表着官家的脸面,他还是要把自己看见的和自己考虑到的说出来。
既然吴普所在的时代是一千年后，那吴普应该知道新法的结果才是。
苏轼转头看着吴普,哪怕穿着宽松的T恤短裤,他身上还是有着掩不住的文青气质，从眼神到语气都透着一股子藏不住的忧国忧民的味道。
那个时代的文人从开始读书起，就听夫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给他们讲起朝中诸贤的出众表现。
讲谁谁谁是少年天才十几岁便入朝为官,讲谁谁谁出身贫寒却有了大成就。
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读书习文就是为了出将入相，为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何况苏轼还是那种典型的“管你是谁不服就刚”的横脾气。
苏轼第一次下基层当干部的时候，遇上个和他不太对付的上司，直接就当起了刺头。
具体体现到有一回上司修了个观景用的高台，招呼大伙一起过去乐呵乐呵。
得知苏轼文采过人，上司特意让苏轼写篇文章纪念一下，准备刻成碑流传到后世。
苏轼心想，好啊，是你要我动手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于是苏轼大笔一挥写了篇《凌虚台记》，大意如下：“秦汉隋唐那些比你这个牛逼一百倍的建筑，过个几百年还不是全都塌得彻彻底底，你修的这个凌虚台估计也撑不了多久。所以说，人活在这世上还是要多干实事少搞面子工程。”
苏轼上司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但是这位上司最后还是把这篇《凌虚台记》刻到了石碑上。
苏轼一路走过来，遇到的大多是这种即使意见不同、三观不合，却都能称之为坦荡君子的上司或同僚，以至于他被诬陷下狱时心情是惶恐和惊慌的。
他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困境。
可现在有机会询问吴普这个“后辈”关于过去的事，他最想问的还是自己坚持的事是否正确。
吴普对上苏轼略带紧张的双眼，顿了顿，才说道：“要不了几年，司马光就会从洛阳起复，到那时旧党会直接废除所有新法，赶走新党起用旧党。”
“废除所有新法？”苏轼一下子激动起来，觉得这个结果让他难以接受，“新法虽然有诸多弊端，但也并非全都是恶法，百姓才刚适应过来，又把全部新法都废除，最后遭罪的还不是地方上的百姓？”
吴普点头。
所以后来折腾来折腾去，靖康之耻就来了。
靖康之耻那段耻辱，也就发生在苏轼撒手人寰的十几年后，苏轼甚至活到了宋徽宗那个时期，离得可以说是非常近了。
要是他寿数再长些，说不准都能看到二帝被俘了。
至于后来朝他舍弃中原、苟安江南，那就更不用说了，随便读几首南宋词都能读出锥心刺骨的“北望中原”四个大字。
吴普见苏轼情绪激动，决定给他讲讲后续让他冷静冷静。
吴普从新旧党争讲到靖康之耻，从靖康之耻讲到王师北上，从王师北上讲到十二道金牌和“莫须有”的罪名。
于是苏轼……
苏轼彻底安静了。
吴普见苏轼木头一样站在廊下，有些不忍心地说：“天色不早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苏轼抱着被褥入内，先把褥子铺好，又把被子放下，将柔软舒适的枕头摆好。
他已经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牢房，本来终于可以睡到床应该很高兴才是，偏偏吴普那些话却在他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打转。
没想到他们儿孙这一代人直接丢了中原，丢了骨气，丢了那么多他们理应珍而重之的东西。
他们把朝廷迁到了杭州那边。
苏轼在杭州当过好几年官，很清楚那是个多好的地方。